从四中到“西纠”
孔丹在北京四中就读6年，1966年毕业。在初中时和陈小鲁一个班，高中和薄熙永一个班。孔丹是高三(5)班的团支部书记，李三友是高三(1)班，秦晓是高三(4)班的。
1965年四清运动中，发生“四六八”学潮(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当时四中领头的同学大多比孔丹高一年级，比如邱会作的儿子邱晨光、刘澜波的儿子刘安东、宋任穷的儿子宋克荒、李井泉的儿子李新桅、宋之光的儿子宋扬之等人。这些人多数现在都成为孔丹的好友。
四清运动后，北京市在中学里恢复发展党员。1965年，孔丹成为首批入党的中学生党员。1965年7月1日，孔丹和师大附中的佘靖在西城区党校大会上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佘靖后来做了卫生部副部长。在孔丹之后，北京市委在各校的中学生里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除了任小彬、宋克荒外，四中还有马凯、秦晓、李三友、赵黎明等，四中“文革”前就发展了这几个学生党员。马凯大孔丹一岁，后来留校做了政治老师。
“西纠”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孔丹说，“西纠是有总部的，但总部里我们这几个所谓的头头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明确的称谓，没有谁是总指挥，谁是司令什么的。如果一定要说西纠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大家也都不否认。”
西纠总部设在育鹏小学的时候，有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另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孔丹的弟弟孔栋是四中老高二的，比其小一岁。他是四中连的连长，徐文连是徐海东的儿子，那时是指导员。邓榕当时参加了师大女附中连。
1966年12月23日至1967年4月22日，孔丹在监狱里呆了整整4个月。出来后，四中里流传著一个说法：“孔丹雄心在，秦晓意未宁，三友挥笔动肝火，翻案舆论生。”
1967年夏天，孔丹和马凯、秦晓、李三友等人办起了《解放全人类》铅印小报。这中间有个小插曲。王军大孔丹6岁，是老大哥，那时已经是海军军官了，在湖北造船厂做驻厂军代表。王军找到孔丹说：“你们办报，没钱我可以支持你们。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们得反林彪。”“文革”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他们思想上都是相通的。孔丹就收了王军200块钱。但孔丹对王军说：“这件事儿，我们也不能按你说的那样做，要讲策略。”
吴敬璉的研究生
1975年夏天，王震曾要孔丹去给他做秘书。王震当时是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副总理。那时，原来的秘书伍绍祖要离开，王震要孔丹去接他的班。这样，孔丹在王震那里呆了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每天跟上班一样。
但后来国务院办公厅不批准，说因为对孔丹的父亲(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因为这个原因，孔丹没去成。
1975年，孔丹解决了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资料员。1976年底，耿飙受命成立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
耿飙通过他的儿子，也是孔丹的同学耿志远，给孔丹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听说孔丹不错，希望过去工作。孔丹就从经济研究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后来，耿飙调任国防部长，孔丹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孔丹也开始琢磨参加高考的事儿，吴敬璉给孔丹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历来投考。”吴敬璉同时还说明，他不能给以考前辅导，导师必须迴避。据说全国有300多人报考吴老师的研究生，第一名叫沈水根，孔丹考了第二名。吴敬璉后来就收了这两位做他的研究生。孔丹考上研究生这件事，刺激了他周边的老同学。第二年，马凯和李三友都报考了研究生，马凯就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李三友读的是法律。再下一年，是秦晓，他原来是工农民学员，后来考了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的研究生。
1981年研究生毕业，孔丹分配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没多久，孔丹被任命为张劲夫的秘书。张劲夫当时受命组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张劲夫身边做秘书，从1982年6月至1984年9月。通过孔丹的人脉，了解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对张劲夫来说，是孔丹可以发挥的一种特有作用。当时，农村政策研究室有几个有名的人物，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和朱嘉明，号称“四君子”。孔丹与他们时有聚会。
1984年夏天，孔丹和赵紫阳的秘书、四中同学李湘鲁，跟张劲夫一起到了杭州。孔丹向劲夫同志匯报，有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开会，探讨的问题包括有关物价改革，想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张劲夫同意孔丹和李湘鲁上山。到莫干山那天，孔丹记得在山上彻夜未眠。他们找了几间屋子，开神仙会。在场的有王岐山、陈一咨、张钢、黄江南等人。孔丹当时感觉，陈一咨是个比较狂热的人，有时不是很理性。而王岐山和纯粹理论学术派的风格不大一样，他一贯表现出很强的为政府咨询、为决策服务的能力。
1984年，在孔丹决定去光大的时候，王军要他去中信，段君毅要他去做海淀区副区长，吴敬璉推荐他去上海做经委副主任。
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孔丹四中同学，专门找孔丹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但孔丹还是去了光大。孔丹给王军推荐了秦晓，他说：“王大哥，秦晓，我四中的同学，文革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孔丹还曾向当时的北京西城区委书记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
2012年，孔丹过65岁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凯写了一首诗送给孔丹：
半生长卷已斑斕，更有殊才上笔端。
最是较真终不改，难得本色任天然。
与邓小平打桥牌
孔原、孔丹、孔栋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在一起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技，还拿过多次冠军。其间，可能因为名声在外，孔家兄弟俩还被邓小平伯伯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大约三个月左右。孔丹说，那真是一种感受特殊的经历。邓老爷子的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算力上乘，两人配合默契。老爷子平素沉默寡言，孔家兄弟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
记得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野!”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确有不怒自威之感。顿时，我们俩为之乍舌，“噤若寒蝉”之态毕现。邓楠有时过来支招，有一次支错了招，弄得老爷子把牌叫“冒”了。那副牌的定约应叫到五个黑心即停，却被叫成六个无将的小满贯。结果被孔家兄弟大赢，宕了两副。那次叫冒了牌，惹火了老爷子，孔丹才看到一次他发脾气的神态。
有时孔丹孔栋会被留下吃晚饭，饭后再战。一大桌子人，令他俩很拘束，老爷子会很体谅地说一句：“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吧。”随后就一言不发了。
2006年，任命孔丹为中信董事长时，是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找其谈的话。孔丹原来以为这次也是按惯例由中组部李源潮同志接见，没想到是由习副主席亲自谈话。近平同志说：“你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个窗口——中信、光大多年，工作卓有成效。”这个概括让孔丹为之感动和欣慰。也使孔丹想起，近平同志是很念旧的。
2009年，习近平视察习仲勋同志当年下放劳动的洛阳中信重机公司(原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孔丹前往接待。一见面，他就对周围同志说：“孔丹的母亲和我父亲在国务院是同事。”孔丹赶忙应答：“哪里是同事，习仲勋同志是副总理兼秘书长，我母亲只是副秘书长，是下级。”他笑言，那也是同事啊。
孔丹在回忆陕北插队时提及，“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接见我们中信的常振明时还说：“你们那孔丹，当年在陕北窑洞里还读黑格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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