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和1914年生于上海，祖籍合肥。她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一，系苏州教育家张武龄的四女。沈从文是她的姐夫，李鸿章的侄女是她的养母，而著名诗人卞之琳苦追了她多年，中学课本里那首著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为她所作。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叶圣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合肥四姐妹，指的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以及张充和。若我是男子，能在四姐妹中选择一位，最想娶的不是最有名气的三姐兆和，而是小妹充和。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像，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著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
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著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她的箱子里，珍藏著乾隆时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阁楼上，摆放著结婚时古琴名家赠予她的名琴“霜钟”，她亲自蒔弄的小园里，种著来自故乡的香椿、翠竹，芍葯花开得生机勃勃，张大千曾对著这丛芍葯，绘出一幅幅名画。
张大千甚至还给充和画过一幅仕女图，画于抗战年代。画中的充和只有一个纤细的背影，身著表演昆曲的戏装，云髻广袖，似要凌风飞去。
也许很久以后，回顾中国艺术史，充和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淡淡的背影吧。即使是在最好的年华，她也似乎无意正面展现她的美。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在生她之前，母亲陆英已经连续生了三个女儿，所以充和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惊喜。充和的一个叔祖母心疼陆英，主动提出想收养小毛姐，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父亲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受的是中西结合的教育，这和充和的私塾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姐姐们更为洋派，充和的旧学功底则最好。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姐妹中最迷昆曲的是大姐元和，她特别喜欢登台表演，后来甚至嫁给了名小生顾传玠。充和呢，更多的是将昆曲当成“玩儿”，她曾说：“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在苏州拙政园居住时，相传她夜晚常常一个人在兰舟上唱昆曲。
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也提到过充和不爱扎堆的特点。
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
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我们已经很难想像，年轻时候的充和唱起昆曲来，是怎样的娇慵醉媚，难以胜情，幸好张大千以一张仕女图留住了她的风姿。我们只知道，抗战年代，她凭著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北京大学国文系，张充和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但充和对学校之外的世界更感兴趣，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她经常前往聆听。
之后她退学了，患肺病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是她对学校里的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不感兴趣。
退学后，充和曾随沈从文一家去过昆明，跟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再后来回到北京，她还是住在沈从文家里。沈从文去世后，远在海外的充和发来悼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寥寥十六个字，却写尽了沈从文一生，充和可谓沈从文的知音之人。后来这十六个字被铭刻到了湘西沈从文的墓碑上。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釗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沈尹默说她的字是“明人学写晋人书”，评价很高。在苏煒的《天涯晚笛》里，说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沈尹默为人很有绅士风度，一次坚持要送充和去坐公交车。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直到他平安返家才离去。这对师生的作派，听起来像《世说新语》中一流人物。
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在重庆那段时间，哪怕是经常要跑警报，她仍然坚持书写，防空洞就在桌子旁边，她端立于桌前，一笔一划地练习小楷，警报声一响，就可以迅速钻进洞中躲避。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
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卞之琳是沈从文的密友，那时充和正住在姐夫家里，两人得以相识。于充和，只是多了一个如水之交的朋友，而于卞之琳，却多了一个终生倾慕的女神。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几乎成为了当时文学圈内公开的秘密。他持之以恒地给她写信，甚至在她出嫁后去了美国，仍孜孜不倦。他苦心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香港去出版。他追求她长达十年之久，直到45岁才黯然结婚，对她的爱恋，持续了大半生。可是，多年后，和朋友兼学生苏煒谈到这段“苦恋”，张充和说：“这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和他恋过，所以谈不上苦与不苦。”他精心写给她的那些信，可能有上百封，她看过就丢了，从来没有回过。她以为这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可他还是坚持不懈地给她写信。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那一年，她已经三十五岁了。
她和傅汉思也是在沈从文家里相识的，一开始，傅汉思是来找沈从文的，后来就专门来找她了，连沈从文的儿子小虎都亲暱地叫他“四姨傅伯伯”。
在重庆的时候，章士釗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这令张充和很不高兴，她觉得这样比喻是“拟于不伦”。直到嫁给傅汉思后，她每每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对傅汉思这个终身伴侣，充和是满意的。她提及他的次数不多，说汉思是个单纯的好人，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巧的是，这对中西合璧的伉儷称得上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充和说汉思的汉学修养很深，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了解，写起文章来一篇是一篇，让她很服气。
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1949年，整个中国面临著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和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缺少梦想的空间。
“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带著这样的想法，充和和汉思在上海搭上个顿将军号前往美国，随身带著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这个最著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著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乾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对自己的吟诗作词，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比喻，她说自己写东西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
说这句话时，她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老小老小，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真是一派天真，可爱极了。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著一句话：这里躺著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著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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