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遗传病学奠基人之一罗会元先生辞世前的预嘱说：“本人今年年近90，年老体病，如果以后罹患重疾，常规医疗无法治癒，我不希望再进一步用其他机械的措施延长我的生命。”遗憾的是，在罗先生住院治疗期间，医院并没有执行他的这个预嘱，而是对罗先生进行包括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辅助呼吸等在内的一系列治疗。
　　罗先生不要求延长其生命治疗的预嘱被视为是让其安宁死，而非安乐死。安宁死与安乐死一字之差，意义大不相同。安宁死是在现今社会的法律、伦理、人性和人情允许之下，可以实施的有尊严的平静死亡。在安乐死尚不能实施的今天，安宁死具有替代意义。
　　安宁死建立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缓解医疗的原则之上。缓解医疗的原则有几条：维护生命，把濒死认作正常过程;不加速也不拖延死亡;提供缓解疼痛的服务;提供支持系统以帮助家属处理丧事并进行抚慰。
　　尽管每个人都有选择死亡的权利，但由于种种原因，如经济状况、不堪病痛、争夺遗产等，都可能让安乐死等同于自杀或谋杀，让后果变得复杂和严重。而且，对很多医生来说，安乐死也有违医生职业伦理。正因如此，世界只有少数国家让安乐死合法化。在中国，从1988年的“两会”开始，安乐死的合法化由妇产科和儿科专家严仁英与胡亚美首次提出，几乎年年“两会”都有人提及，但至今没有进入立法程序。
　　安宁死不是让医生帮助患者自杀，而是在保持对患者治疗的同时，减轻病人的痛苦，但不对患者进行没有意义的治疗，如心肺复甦治疗。如此，医生既不会陷入伦理争议之中，也不会有负罪感，同时让末期病人有了一种更理性和更适宜的选择，社会的认可度更大，也能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遗憾的是，安宁死在中国大陆没有法律依据，也就谈不到执行。在没有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撤除病人的呼吸机可能会被视为不作为和违法。
　　2013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便建议制定“自然死亡法案”，让已经病到无法治疗的患者平静、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在2015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医管局前主席胡定旭提交了有关生前预嘱和缓解医疗的提案，呼吁将缓解医疗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凡此种种都说明，当安乐死尚不为社会所接受之时，安宁死是最适宜的替代方式。让安宁死立法和合法，将是多数人的心愿，也代表著文明发展的方向。因此，安宁死立法应当纳入议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