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ber广州被查处的争议，是继此前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受到管制的一种延续。而Uber作为一种直接由国外引入的互联网打车平台，又更具特殊性，相关部门对它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经验的影响。Uber目前在世界其他城市也同样受到争议，对其如何规范，还存在诸多空白。国外经验当然需要借鉴，但并不能以国外对待Uber的争议来否定Uber在国内的存在。到底该如何正确地对待Uber，仅从成本上分析就不难得出答案。
都说互联网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这是指绝大多数国家都可通过互联网实现信息的平等互联互通。但从互联网服务的发展趋势来看，各个国家在对待互联网落地服务上的态度差异，开放或保守，将拉大国与国之间对互联网红利的分享差距。Uber在中国一些大城市落地时甚至早于一些发达国家，这体现了互联网的平等优势。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对这一服务形式采取开放的引导态度，而非一味打压，或可以此为契机实现在这一行业的服务水平的赶超。这也符合“互联网+”的内涵。较之于Uber在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国内目前高度垄断的传统出租车市场格局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变量。
但是，打破传统出租车行业垄断格局的改革已提出多年，实质进展却极其有限，这种背景下Uber等打车平台的出现，恰恰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改革路径选项。只要因势利导加以引导和规范，借助“鯰鱼效应”，就会减少改革的难度。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谈道：“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在某种程度上，Uber等新事物正是当下的“傻子瓜子”，正确对待它们，有助于凝聚改革共识。而诸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政策理念，亦需要这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来作支撑。
对待新事物、新的利益冲突，无论是相关部门还是既得利益群体，表现出一定的抗拒与惶恐，都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必过于苛责。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时代之下，新事物出现的频率和其展现出的力量也将前所未有地增大，如何面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如何正确对待出租车行业的打车软件，已然只是考验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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