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认为中国在未来有50%的可能性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楼部长认为，如果能够全面深化改革，在5-10年内推行深化改革的政策，那么中国有可能继续实现中高速增长，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楼部长提供的政策建议是一揽子的，进行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合理城镇化等等，笔者都非常认同，因为这些改革的目标都是解放劳动力、解放生产力，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从而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
　　不过，这些改革政策因为没有在集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改革相配套，其效果依然会大打折扣。
　　就解放劳动力的政策来说，楼部长认为，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未来要继续释放农村的劳动力，其方法是减少对农业的补贴，改革户籍制度，还有合理推进城镇化但是，因为这些改革的政策一直只是在政策上进行变革，但其内在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政府权力和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深度的改革，其结果是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是经济发展的“工具”，在改革开放时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工具”。
　　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没有把人当目的，而把人当作经济增长的工具，相关分析的理论逻辑也往往存在明显的紕漏。比如有人认为，人口多是红利，年轻是红利，这也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在政府眼里人口多是可以多干活，老年人多是要多消费。但在人的市场里，无论什么人都可能是资源，即使是消费，也是市场的机会，老年人多，意味著老年人的经济，年轻人多意味著是年轻人的经济。如果按照上面的逻辑，男人比女人生产率高，所以现在男人比女人多就是人口红利。而真正人的市场是，这些因素都可以化为有利因素，而不会变成经济增长的负担。
　　所以，如何从人的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GDP年度增速角度，来思考经济学，来思考经济改革的政策，从治理的角度来思考改革的政策，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回归人是目的，而不是越来越把人当作工具，是中国未来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走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选择。
　　再回到改革户籍制度，它给每一个人以自由迁徙权，一方面具有经济增长的政策意义，另一方面也有解放人约束权力的制度意义。前者相对来说容易推动，后者来说，仅仅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推进政府的治理结构从权力为本到以人为本，并不是能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