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听“插友”讲的一个故事：
认识X是在我下乡插队的时候。那时我和高中同学B与她分配到同一间知青宿舍。那时新宿舍刚建好，二人一间，比我们早插队落户一年的老知青都是关系比较好的二人自由组合，女生恰好多一个，就是X。我们这一批知青女生只有我和B两人，和她三人住一间了。
X比我们先来，对村里的情况比我们了解，开始大家关系都不错，后来发现她和B越来越近乎，常一起吃饭，晚上一起外出串门，我也没留心，因为B和我是同学，所谓“新不间旧，疏不间亲”;再者我不喜欢和村民们串门聊天，晚上是我看书的时间，“文革”后期，“禁书”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我那时还在偷偷学“英语900句”，也坚持写日记、杂感之类的，写完就锁在床头的小木箱里。
我们插队在京郊，知青们每个月有四天假，大家都眼巴巴盼著回家，父母也会把平时积攒的肉、蛋、鱼等美味供我们享用。换上漂亮衣服看电影、逛公园也是休假的重要内容，回村的时候父母总会给我们带上些肉炸酱、咸鱼、咸蛋以及糖果、点心等，以期改善乡下粗糲的饭食，关系好的知青们也会分享这些珍贵的食品。我和B都属于家境较好的，常有食品互通有无，也都分给X，她每次都和客气的只尝一点就谢绝了。
X常常放弃休假，半年八个月都不回家，说是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锻炼扎根农村。那时“扎根”是决心一辈子做农民的同义语，知青们最怕的就是“扎根”，没人愿说这句话。X爱串门，专爱去大队书记家、团支书家，还常分些食物、糖果给队干部家的孩子，因此在知青中最早入团。知青女生大多与她合不来，说她“假积极”，而她唯独与B同出同进。
不久我就发现，我从家里带来的糖果吃得很快，快到超出我的预算——比如我规定自己一天最多吃两块糖，保证“细水长流”到下次回家休假。这使得我相当震惊，难道室友二人当中有贼?我宁愿相信是自己记错了，但也把食品锁进了木箱。
然而锁入木箱的食品继续以超出我享用的速度消失，但总是到只剩屈指可数的数量时就不再“自动”减少，终于我发现，木箱的锁被撬开过了。
排除了自己“疑邻盗斧”的嫌疑，我开始私下留心谁是贼。
水落石出是B回家休假的时候，我从家里带来的小咸鱼每日少一条。我当时在猪场喂猪，早出晚归，而X是下大田，比我晚走早归，平时房门是上锁的。我终于铸成大错，私下提醒B注意，而B十分诧异，说她的食品从来没丢失过。
不久一次我晚归，发现门从里面锁住，我敲了足有半小时，B才懒洋洋的来开门，说她和X睡著了，要知道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天。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我终于忍无可忍，进门就指责她俩是成心，要她们有话放在桌面上，不要搞小动作。这次我领教了X小市民式的泼辣毒舌，说我凭空栽赃她俩是贼，说我好吃懒做，拒绝改造思想，从家里偷偷摸摸带食品还拉拢腐蚀她，所以每次她都坚决拒绝。还有我偷看禁书，偷学英语，明明是思想反动。她伶牙俐齿口若悬河，B在一边帮腔敲边鼓，我被气得一佛出世，双手冰凉，简直无言以对。
这还不算，过了几天知青召开批判会，要大家“帮助”我，因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居然不请假偷偷回家——那时冬闲天黑得早，知青趁天黑骑单车溜回家是常事，我们村离北京40华里，只要早晨出工前赶回来，村干部不知道就没事。然而，我的宿舍里有告密者……
不但回家成了罪行，我写的日记、杂感以及我和同学、亲友的来往信件内容也都爆了光，村干部说有人揭发，我在日记里写道：农村劳动“形同奴隶”，说自己“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难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就是“下贱”么——她不知道这是我抄的《红楼梦》……
从此我在知青中成了另类，成了贱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从此我知道了人和人之间必须保持警惕，特别是你身边的人，特别是平时在干部面前表现好，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人。”这位插友到现在提起来还是忿忿。
“『乡愿，德之贼也。』十几岁的妙龄少女，哪里来的这些阴暗心理?”我也纳闷。
后来有了知青回城的名额，X第一批离开农村，到某百货店当了营业员。B后来到中央大机关工作，她说，X走后和她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一次两人在马路上走了个照面，X看了她一眼，面无表情的昂然而过。“她那一眼，看得我直冷到心里去。”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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