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G8国家提出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方案，旨在以此为基础，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但冗长的谈判并没带来多少成果，国际媒体大多用“失败”来总结该次“超级盛会”。自此以后，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年年召开，每次谈判到最后一天，必定要延时“夜战”，而离达成最终协议似乎迄今还有些遥远。
　　对全球增温的认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因为增温有可能导致海面上升等负面影响，欧洲的几个大国就开始大力倡导碳减排，并推动了1997“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愿意签署“京都议定书”，是因为它坚守了一条重要原则，即“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条原则至少在当时可以理解为发达国家负责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阶段可不承担减排义务，并且发达国家将在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降低碳排放强度。
　　“京都议定书”签署后的十几年，发达国家尽管做了不少努力，但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开始主张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印这样的“排放大国”，也应纳入减排国行列。争取更多排放空间必定成为各国的坚定目标，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牵涉到能源安全问题。近几年，人均碳排放程度已经很高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均表现出从过去减排承诺上后退，其根本原因是能源消费转型的巨大困难。这几个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自不待论。
　　其次牵涉到未来发展空间问题。
　　处在工业化早中期进程的国家，如果承诺二氧化碳绝对量的减排，基本堵塞了自己未来快速发展、自主发展的可能性。
　　还牵涉到历史责任问题。全球增温主要是由这些发达经济体造成，它们应该主动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
　　从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博弈核心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据乐观估计，新能源从主体上取代化石能源，至少还需半个世纪以上。在这之前，气候变暖问题还会或多或少困扰人类社会，围绕如何通过二氧化碳减排的不同主张还会不断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甚至文化平台上碰撞、交锋。但随著这些碰撞，各方一定会日趋理性，一定会从多方博弈转变成全球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使各种新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得到更广泛应用，市场竞争力更强大，最终真正做到零排放。因此，全球性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