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观点以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已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水平，经济下行势在必然，当务之急应该是淡化政府干预，完全让市场和企业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只为市场和企业配置资源提供服务。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率理论，西方发达经济体技术先进、人力资本素质高、流动性充足、法制完善、创新能力强，本应有很不错的经济增长表现，实际上却深陷经济停滞泥沼而不能自拔。究其原因，是由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高度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局限性以及实体经济的严重萎缩所造成。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迅速实现恢复和发展。但自70年代起，西方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经济结构严重扭曲，乃至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
　　其实，中国经济依然具备长期保持中高增速的条件。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业已形成的庞大制造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重要物质技术条件;工业现代化推动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产生巨大的投资机会和消费需求，这有助于拉动经济增长;政府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中国广袤的国土有待深度治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有助于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著重要的引擎作用。
　　当下中国经济下行并非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低位所致，而主要是由于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政策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复甦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常态化;各国纷纷掀起货币战，令世界贸易环境持续恶化;国际市场萎缩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制约经济增长;为防止楼市泡沫而实施限购政策影响了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推进改革、缓解环境资源压力而主动放弃对超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速下行。
　　基于对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制造业衰落教训的总结，对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可能性的分析，面对经济增速下行态势，笔者建议：其一，应积极采取宽松经济政策遏制经济下行态势。其二，应当高度重视并保持制造业优势。其三，应当加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自觉引领。其四，应当切实发挥国有经济在维护和发展实体经济中的主力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