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先生坐而论道，「抑恶扬善」是个大题目，与人类历史一样长久，穷一生之探寻，未必能得其解。
起初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无忧无虑怡然自乐时，却偏偏受了魔鬼的欺骗，悖逆上帝偷尝了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目的是「如上帝一样能分别善恶」——有什么不好吗?上帝不许亚当、夏娃分别善恶，岂不是愚民政策?然而人就是人，岂能揣度上帝的心意?亚当和夏娃当初想掌握分别善恶的能力是出于魔鬼的诱惑，出于骄傲和私心，想与上帝平起平坐。但他们不懂得分别善恶是有标准的，人类不具备上帝自有永有，全能全知的角度，而且都是有立场有私心的，自己认定的善可能就是别人眼中的恶，何况人总是定自己为善而指责别人为恶，因此人类就纷争不断万劫不复了。
因为立场不同，判别善恶的标准不同，人们对「善行」的定义也大相逕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焦大与林妹妹的善恶观肯定有出入;在当今的富二代官二代看来，自己的权势地位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能力之外的资本都等于零」，这话在十数亿草民眼中不但是笑柄更是绝大的讽刺;ISIS滥杀无辜在他们是「圣战」，岂止是善，更是「至善」无疑呢!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认为，博学有道之人，才能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弃旧图新，才能达到完善的境界。人心思端正才能修养品性，而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而后才能治理好国家，再而后天下方能太平。上自一国之君，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的善行为根本，否则想治理好家庭、家族、国家乃至天下就是本末倒置，是不可能的。所以古人才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教训。
儒家学说的致命弱点是停留在理想与教化的角度，虽为人们能够知善，更为「在上者」拿来做统治工具，但认真照著去做却不容易。
圣经的教导更注重行善。
在「路加福音」中耶穌讲了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寓言：一个犹太人遇到强盗打劫，身受重伤倒在路边奄奄一息。有犹太人的祭司和利未族人路过,看到自己的同胞受伤,却不闻不问地走过去。惟有一个过路的撒玛利亚人，不顾民族、宗教律条的隔阂，帮伤者包扎，还自己出钱把犹太人送进旅店，托店主照顾并承诺相应的费用后才离去。在耶穌时代，犹太人蔑视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混血、拜偶像的异族人，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耶穌用这个寓言说明，鉴别善恶的标准是人心所想的、手所行的而不是人的身份。
根据这段圣经的故事，美国、法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魁北克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有「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是专门给自愿救助伤者、病人的人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意外的过失造成伤亡而遭遇法律的制裁，从鼓励见义勇为者。「好撒玛利亚人法」要求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人(如联络有关部门)，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
行文至此，读者一定会和我一起联想到数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因扶起倒卧路边的老太太而被法院判罚医疗款的案例一出，从此中国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我一位朋友九十高龄的母亲在上海不慎跌倒骨折，趴在路边20分钟大声呻吟而没人上前，最后是一位中年人走近她，问她要了电话号码，打电话通知家人前来扶起送进医院，老人总算获救。更有几个月前新闻披露，女医生在火车上为临产的妇女接生，却被判监禁，依据是法律规定，医生离开医院就不具有职业身份了。可见，抑恶扬善在当今也是个难题，你倒是有行善之心并行善的能力，但奈法律何?
「宗教决定了文化，文化决定了民族的性格，民族的性格决定了民族的命运。」——说这话的不是我，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亚洲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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