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亚太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以及新加坡所处的马六甲海峡在美国亚太战略中关键作用，尚在“襁褓”之中的新加坡，必须顺势而为。为此，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迅速“右转”，政治上加入美国阵营，以此获得安全保障。
在此之后，随著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确立，李光耀准确把握了中美关系主导亚太以至整个世界局势这一战略主脉，充分发挥新加坡作为华人国家的独特优势，积极斡旋于中美之间，凸显了新加坡在亚太国际关系以及区域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在经济上，二战后的新兴独立国家，往往采取了注重民族工业的“关门”经济发展政策。而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世界经济敞开国门，从制度、政策以至经营方式上与世界经济接轨。
迅速确立稳定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是新加坡另一个成功之处。建国之初，新加坡国民居住条件脏挤乱差，不仅滋生了种种问题，而且居无定所的贫民社会是动乱的根源。因此，“居者有其屋”成为李光耀主抓的重要国策之一。
而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新加坡却能够始终保持政治稳定，其关键在于李光耀建立了高度制度化的政府治理体制。尤其是三个关键政治领域的制度化。
其一，权力制度化。李光耀曾集大权于一身，但始终坚持宪法代表国家最高权威。公共权力的设置、授予、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种权力之间的关联等，都严格依照宪法来界定和规范。
其二，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从政策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不可随意更改的既定程序，靠程序来杜绝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人治”因素，促生制衡机制，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开与公正。
其三，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选举、集会、抗议、听证、游行、报告等各种涉及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必须按照既定的法律制度进行。
政治体制的高度制度化，使新加坡不因人授权，更不因事滥权，始终以规范的制度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工作。这些就是李光耀先生的政治遗产，也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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