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美国便一直在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看待关于成立亚投行的倡议——它认为中国在这个新组织中的胜利,更多将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为此,奥巴马不惜亲自打电话给盟国领导人,劝阻加入。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原有国际经济合作框架下,美国给予盟国的利益和实惠的能力也几乎已经发挥到了极致,没有能力再像当年扶植希腊、日本和德国那样为盟国的经济输血。经营多年的TPP和TTIP“两洋战略”,也更多是为了发达盟友之间的经济整合,而不是为盟国提供新市场。
主要盟国纷纷“倒戈”,奥巴马政府此刻的外交败局已成定论,下一步,要看亚投行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将如何倒逼美国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如果美国片面地将亚投行的成立理解为中国“软实力”对美国的压制,将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博弈看作实力的对冲,未免过于偏私和狭隘。反过来,正面“引导”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战略意图,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也更容易实现而非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和日本一起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亚洲经济舞台上的“地头蛇”。透过它,美日两国的战略意图和价值偏好,往往可以以更加隐蔽和有效的方式传递到对像国社会中,甚至包括对对方国内政治的干预。很多时候,即便是绕过这一平台的双边投资行为,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既定规则”的一些影响。
存废之争尘埃落定之后,围绕亚投行话题的争议将逐渐转入投资效用问题。中国是亚投行成立倡议的主要发起者,也是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主要经济大国从冷漠旁观到纷至沓来,自初创期和框架内争夺话语权的寓意非常明显。
迄今,亚投行仍处于成立前的筹备阶段,后面的路,要比这一段长得多。特别是在亚洲这样一个既欣欣向荣又多元多变的新兴大市场中,部分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需求巨大,还贷能力却严重不足。种族冲突、宗教矛盾、社会分裂又同时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投资陷阱。如何整合资源,下好一盘大棋,将是对亚投行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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