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这种大气候下，我们家仍然顽固地坚守著一些传统。过第一个「革命化」春节时，我家只是取消了祭天地拜祖宗、贴春联等活动，像开除夕茶话会、发压岁钱等活动还是在偷偷进行。但置年货吃年饭的规模和规矩都被压缩简化了——敢蒸枣餑餑，却不敢蒸那种用枣木模子翻出来的发面「莲子」、「鲤鱼」，因为那图案上的「福」字是有「四旧」之嫌的;敢包饺子，却不敢像以往大年初一那样在饺子里放硬币，因为那样有拜金主义之嫌。尽管如此，那个时期的春节仍然是我每年最期盼的日子，特别是1969年下乡插队后，回家过年更成为全年最幸福的事。
「文革」后期，虽然不强调过「革命化」春节，但在「破四旧」中被摧毁的那套过年习俗，没人敢再拾起来。一直到八十年代初，百姓思想枷锁打开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传统戏大演特演了，庙会的香火越来越旺了，那么多传统的文化都死灰复燃。但不知怎么，以前过大年的那种原汁原味却再没有回来。这时过年习俗也只剩下吃年夜饭、放鞭炮、拜年等活动。
这个时期我们家之所以没能坚守传统的过年习俗，一是由于父亲的生病和病故，二是因为我们做子女的都结婚成家。我有了家庭和孩子后，每逢春节都在努力地营造气氛，办年货，掛灯笼，穿新衣，摆家宴，却根本找不到当年过年的感觉。在这个时候，多亏央视春晚的出现，填补了像我这样许许多多人过年的空虚。平心而论，八十年代中期的央视春晚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快乐是今天无法体验到的。三十多岁的我，又像孩子似得那样盼年，其实真正盼的是那场晚会。每年的春晚后很长时间，回味晚会上某精彩节目片段和语录都是一种享受。大年三十晚上，我把饭桌摆到电视机前面，和老婆孩子一起边吃年夜饭边看春晚，同时享受著最高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午夜时分，电视里的人们准备敲钟迎新年，我则带著孩子到外面放鞭炮，老婆在家里下饺子，用这样简单的仪式，算是表示对传统习俗的尊重和怀念。
这个时期物质的丰富弥补了春节传统文化的缺失。八十年代中期，市场开始繁荣，肉油蛋鱼不用凭票供应，而且大多数单位要发年货。过了小年就可以看到，大街小巷里人们骑自行车驮著各种年货，楼前楼后的家家户户凉台上窗户外掛满了冻鱼冻肉，成为新时代过年的一道风景。看到大家在大箱小包地搬弄著储藏著年货，就会由衷感到春节的喜庆和日子的殷实。如果夫妻两个人都能分到年货，那不少数量的冻鱼冻肉的储存成了问题，最初一两年还能用过去那种大自然「冰箱」储存法来解决，后来越来越感到不奏效了，那么多鸡鸭鱼肉储存好了是可以吃到春节后的，这就催生了大家购买冰箱的消费欲望。年货丰富了又促进了新习俗的生成——摆家宴。那个时期街上没有几家饭店，在家里请客蔚然成风。春节家宴不仅要宴请家人亲戚，而且要请朋友同事。我也同大家一样，平日就置办了宴请用的圆桌、凳椅、餐具、酒具，年前要买几瓶好白酒，正月里起码要办两三次家宴。兄妹间、亲戚间、朋友间、同事间，相互宴请，你来我往，排下来到正月十五喝酒不断。在推杯把盏喜笑颜开中，家里的年味更加浓厚，人们的关系更加融洽。朋友同事间如果是在谁家里喝了好酒吃了好菜，大家是久久不忘的，甚至会成为人们赞叹的话题。
八十年代过年还有个传统保留项目是拜年，而且是大拜年。拜年在六十年代一般只限于家族中，八十年代则扩大到社会上，徒弟给师傅拜，学生给老师拜，同事间互相拜。大年初一上午，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挤满了行人和自行车，同事们结伴而行，人人都穿著最时髦的新衣服，一路欢歌笑语，脸上呈现著幸福的光彩。
弥足珍贵的是，那时朋友同事间的宴请和拜年，举行和参与人们都没有谁用著谁的功利性，唯一的目的是联络和增进感情。如果你与末位老朋友或老同事平日很少联系，春节期间拜个年甚至请吃个饭一下就能亲如手足。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年代，那么八十年代的春节也该是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春节。传统习俗加上丰富物资和现代传媒(电视)，给了人们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关键还在于，春节让人们更加感到人与人之间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美好，更加相信自己和家庭的未来会像这个国家一样越来越美好。
进入九十年代，社会一些人越来也有钱，街上小汽车越来越多，通信工具越来越发达，过年燃放的鞭炮越来越响，但是春节的情感味越来越少，金钱味和功利味越来越浓。五六十年代沿袭的旧习俗被彻底捐弃，八十年代流行的新习俗也已过时。当人们坐在酒店里饭桌前看著春晚，发著拜年短信时，这个社会就已经告别了那些令我永远怀念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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