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全国两会，部长们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陈竺当卫生部长时说过：两会期间非常忙碌，要时常跑人大当“被告”(接受代表监督)。类似的还有，交通部长杨传堂说：家人连续三年摇号没摇上，也常用打车软件。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说：我坐飞机也被延误过。去年商务部长也吐槽过网购快递碰壁。无论是新闻发布会上，还是被记者围堵，部长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自己说事。
　　部长们的这种表达，既是一种示弱——分管的领域确实存在问题，部门确实有责任;也是一种公关——拿自己经历说事，将心比心，表达与公众站在一起面对问题，与公众一样有切肤之痛;更是一种共情，寄望能在共鸣中赢得更多的公众理解。部长也是人，也得过平常人油盐酱醋茶的日子。
　　卫生部长到医院看病也要自己排队掛号吗?民航局长坐飞机也会遭遇航班延误吗?领导手机里也会收到乱七八糟的骚扰短信和电话吗?交通部长也要像平民那样摇号买车吗?这些问题，或者是记者遇到部长时提出的，或者是民众在网上的吐槽。不知道大部长们有没有读懂这些追问背后真实的民意。民众这么问，不只是要一个“我也排队掛号”、“我也会被延误”的答案，更想表达的是对特权的焦虑不安。人们厌恶无故的航班延误，更厌恶延误可能是因特权导致;人们对医院掛号排长队很有意见，更有意见这边排长队，那边特权走后门。
　　大部长们去医院看病是不是需自己亲自排队，是不是确实也在摇号等车和承受延误，你信吗?我是信的，但肯定也有不少人不信。民众可能需要的不是这种“无法证实或证伪”的答案，更期待政府能以让公众看得见的方式消除特权，让民众不必在承受问题之外还焦虑特权腐败。无论是航空延误，还是医疗资源紧张，很多分析都指向其后的特权，到底飞机会不会等晚到的领导，到底摇号背后有没猫腻?能不能直接回应公众这些追问，赢得公众对制度的信任?
　　记得当年为解决矿难频发的问题，有关部门规定矿领导也得跟矿工一起下井——当时就有评论说，一起下井，不是为了共死，而是为了同生。人们追问部长自己的体验，不是为了追求“共患难”的心理平衡感，不是为了听大部长的“不快乐”从而让大家快乐快乐，而是一种民意的鞭策。公众需要听到部长的承诺，看到部门解决问题的时间表，民众需要参与到监督和治理中，把问题的解决朝前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