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2月4日早上，湖南邵东创新实验学校高三学生龙某在被约谈时，当著母亲面用刀捅死班主任滕某。而就在一个半月前，也是在邵东，发生3名中小学生入室抢劫并杀害女教师事件。
　　同一地方，两个月内接连发生弒师案，让人震惊。两案涉事学生行凶时，对教师下手都毫不留情，这次杀害教师更是当著家长面;杀人后都表现得惊人地淡定，上次3名学生杀害教师后被曝淡定进城上网，这次龙某杀人后则“面带笑容”，个中暴露的学生心理挫伤下的转向攻击倾向，值得社会特别是教育者的重视与反思。
　　教育重要责任是把学生培养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但近年来，我国法制教育跟校园教育的嵌合程度不够高：一方面，很多学校都知道规则、法制意识培育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对学生不良行为的批评、教育、惩罚，易引来体罚或变相体罚的质疑，导致有些教师畏首畏尾，而严格管教的教师，还常引来学生仇视，认为是其故意为难。
　　中小学需要将处理违规学生的规则和流程导入规范框架，不能总由任课教师、班主任随意裁量、处理，而应在学校内成立学生事务中心，由其负责调查和处理。而把批评、处罚学生变为学校公共事务，避免“私刑化”规管，有利于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也不会把老师批评、处罚视为个人恩怨。在国外，这类模式就已成常态。遗憾的是，在我国中小学，对学生的相关处理并未形成机制设计，这也衍生很多师生冲突。
　　两案也将中小学生中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凸显出来。教育部曾多次要求学校重视心理教育、辅导，但由于缺乏专业师资，加上成绩导向的课程设置，心理教育在大多数学校变为一两次大型讲座或应考前励志动员大会。很多学校还习惯把学生心理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思想问题处理，这让一些学生心理问题在逆反心态加剧。
　　每次弒师案爆发后，舆论都会反思，学校也会表态，可在长效压力机制与制度推动不足之下，法制教育、生命教育、心理教育很难补全，在极端个案引发的舆论效应退潮后，“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心态就会令所谓反思举措趋于松懈。这种情况不改变，极端事件必然离消弭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