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发电邮给环球某报，称该报在报道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时，捏造了一些自己没说过的赞美之词。
　　这位哈佛教授的遭遇绝不是孤例，作为一名时政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升斗小民，都可以成为“被捏造”的对象，而很多时政记者已将这种“捏造”习惯化、模式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包括本人，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虽然平时耽于会议新闻、领导新闻，但我个人更热衷于专访，但作为党媒记者，要想把稿子刊发出去，专访也不能随心所欲，也要注重政治正确和宣传功能，所以每次做专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城市印象”。问完这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我才能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
　　纸媒明显比广电媒体捡便宜，因为我们不用图像和声音，也就不必还原现场的语言，被访者的话都是通过文字转述，如有不如意的地方，在文字上“做手脚”轻而易举，将被访者对本地的评价“昇华”一下——将一个肯定的词汇“抻”成一句话乃至一个段落，这是很多时政老手都熟能生巧的。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模式，可以说是党媒时政记者工作的一个“潜规则”。不过，如此作为的安全系数和媒体影响力成反比。如果是影响范围较大的媒体，那就得小心了，读者越众，被发现的几率就越高，要是“主角”发现被篡改了“台词”，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次哈佛教授致信环球就是一例。
　　一般说来，党媒时政记者比较喜欢“捏造”两类人的话语，一类是本区域外较有影响力的人，一类是本区域内默默无闻的普通群众。这两类人的特点是：前者好欺骗，外地人不会刻意看本地新闻，怎么写他/她都不容易被发现;后者好欺负，升斗小民不会愿意得罪作为党委政府喉舌的媒体，即便看到了“捏造”，也敢怒不敢言。
　　党媒记者敢于、惯于、乐于如此“捏造”大抵出于三种心理：一是认为“工作需要”;二是认为“政治至上”;三是认为“人情为重”，制造一团和气、彼此器重的表象，是心照不宣、众人依从的社会规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真话是社会的推动力，我们的社会却充斥著如此刻意氾滥的假新闻和谎言，这是对新闻伦理的伤害，也是对社会生态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