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海南岛”和“吐鲁番”吗?现在的流动人口还那么热衷于流动生娃吗?据中国人民大学陈卫和吴丽丽合作的《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有关研究显示，中国农村人口生育观的变化，根源是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的双重挤压。
　　“大数据”呈现出来的“流动人口不愿生娃”图景，让人有些讶异。城乡人口低潮来得如此迅速，不期然竟裹挟了数以亿计的边缘人群，这应该是很多公共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生不生娃、生几个娃，不仅取决于“养儿防老”的传统，“重男轻女”的习惯，更与其在城市里的收入水平，以及长远收入预期有著密切关联。而后者往往会潜移默化影响前者，巨大的生存压力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就像报道中在京卖菜的山东妇女张秀所言，“要两个都是多的!”“处处都要花钱，再生一个，他能养活我们娘几个?”
　　从现实看，流动人口群体的生育成本，基本上要靠个体承担。城市相对完备的生育保障体系，并没有覆盖这一个群体。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在生娃养娃的过程中，不但需要支付不菲的额外费用，没有单位报销费用，也没有政策恩惠，享受廉价便捷的服务，还要因为生养耽误工作而支付时间成本。这样的账算下来，显然是不可承受的重负，难怪要抱怨。
　　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概念，一是推迟生育的时间，这实际上也是导致人口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限于女性生育的生理限制，往往推迟了就等于减少了;再一个才是实际生育数量的减少。
　　城镇化应该是一个全民共同参与、共享改革红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减缩或者褫夺流动人口包括生育权在内的诸般合法权益。可以说，导致流动人口不愿生娃的根源，应该是将流动人口排除在改革红利之外的“伪城镇化”，并非国家强力推动城镇化的本意。
　　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所谓“城镇化”，只是把农民的土地拿走，让自动转化为“市民”的农民自生自灭，自己承担城市化的高昂成本。这样抬高门槛的城镇化思路，不仅不利于流动人口的繁衍生息，也不符合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有违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