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中国，一出“打大虎，大打虎”的长卷铺展开来。其落笔处力透纸背，政治生态不断改写，官员生存方式和生活消费方式亦大为改观。公众围观热度和“点赞”热情不待言，但貌似体制内人士的“娇喘低恨之声”，亦给舆论场制造不少话题，比如反腐“杀伤经济”并导致“为官不为”，因福利缩水、收益打折感慨“为官不易”，严管配偶子女、限制因私出国是“背离法治”等。但看来看去，这都更像是一种“官娇”。
　　官员之所以公然站出来撒娇，主要是旧常态下为官处世的做法、活法、想法、办法“被变迁”。如果有人仍然认为合法收入有限但隐性收益无限，权力影响力很硬但纪律约束力很软，公众监督压力很小但官员行为弹性很大……恐怕不是无知就是无畏，或者两者兼有。在十八大后的反腐新常态下，八项规定牢牢锁死政府的“钱袋子”，群众路线大大提升了监督话语权。中央政治局给作风新常态“打了样”，群众拿起智能手机抓拍官员“丑行雷语”。如果这算是“开历史倒车”，请撒娇者看看四周：你是否正在逆行?
　　换言之，“官娇”频出可能说明非剧变的“小微”治理“落地”了，触碰到改变陈规陋习的撬点，触及到官员难以言表的痛点。若仔细推敲，这些治官之措并非推倒重来，有的是对既有制度的重申和细化，有的是对既定责任的强化和追问。如北京监管处级以上官员因私出国，仅将护照管理、出国申报等加以“串联式”重申，就被人与“矫枉过正”、“疑罪从有”画等号。其实，这不过是落实中组部今年下发的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监管的《通知》，其“上游制度”众多，最远可追溯到15年前中办发的一个文件。只不过当下较真抓、动真管，弹性小了，惯性没了。
　　问题在于，由于类似禁令的“政治紧缩”后果起效，一些官员的职务影响力缩水，权力变现、捞现能力大打折扣，因收礼、收卡而生活消费“只进不出”等好时光难再，恐怕连家人都感到浑身不自在。从深层次上说，由于特权利益受限受损，一些既得利益者产生了深刻的焦虑感，甚至有某种被孤立感、被剥夺感、被清算感，抱团“取暖”的集体无意识被激活和释放出来。
　　但这就是新常态。最简单的事是坚持，最难的事还是坚持。反腐在路上，坚持下去，不因“官娇”转向，人们终将适应新常态、重拾好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