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的时候，我带著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去吃羊肉泡饃，进得店，坐下，几个白生生的饃就端上来，说时迟那时快，老外已经捉住一饃，咬将下去，赶紧叫道，吃不得呢哥哥，是生的。
　　只好停下来，无论在路上如何心急火燎的紧赶慢赶，从高速公路来，坐喷汽式飞机来，但进了羊肉泡饃店，你就必须按照古老的时间，慢下来，而且越慢呢，你那碗羊肉泡饃才越吃得到位。
　　先是要去把手洗乾净，然后坐下来，品口茶，再细细地把饃掰碎，约莫一刻钟，才由伙计把掰好的碎饃收去，有时十多分钟，再端回，这才是吃的时候。如果急著吃，把饃掰得大块大块的，还是吃不稳，也勉强吃吧，后来发现再热的羊肉汤也泡不软，咬到核心，还是夹生。
　　所以一定要慢下来，慢下来，要漫不经心地掰，把饃一点点掰到花生米大小，要东张西望，百无聊赖，可以想点自己的心事，中国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时候出现的，掰饃的时候，磕瓜子的时候，上厕的时候，对著梅花发呆的时候，而不是罗丹大师雕塑的那个“思想者”一本正经的架势。莫去想火车开车的时间，也莫去担心停在外面的私家汽车，要心如死灰，要像茶叶一样慢慢往茶杯底沉下去，要慢到看见从窗子里投进来的日影如何探著猫须，从凉菜碟爬到了茶杯盖附近。
　　这时候你的饃就掰好了，适才一张硬饃，现在蓬松松的成了一大碗，松了，解放了，麵团像棉花一样一朵朵开放著，身上的汗也凉了，心也静了，富贵或者贫贱，也成浮云了，外面等著的什么，也忘得一乾二净了。
　　于是伙计躬身上来，把你的饃端走，留给你一个牌，5号，谁掰的饃就是谁掰的饃，决不会混为一潭，端下去是你的那碗，抬回来还是你的那碗。都说羊肉泡饃了得，其实味道如何，只有自己心里有数。
　　一个老西安掰的饃与外地人掰的饃是完全不同的，心里掛著迟到要扣工资的白领与无所事事、吃饱了饃要去碑林看刻著黄庭坚手迹的那块石头的老李掰的饃有天壤之别。口感的层次完全不同，都说好吃，但体验的决不是同一个标准的好。
　　与麦当劳卖的饃不同，那里的饃都是一样的，计算好了的，配方、火候、时间长短。放在纽约的马嘴里与北京的牛嘴里并没有什么不同。掰饃的耐心还在于，有人肚子小，只掰一个就够了，你肚子大，要掰两个，人家的都掰好了，端走又端回来，并且呼哧呼哧，酣畅淋漓起来了，你要视而不见，目中无人，继续掰你的，还要更慢些，让那个埋头猛喝的忽然觉得他的速度有辱斯文，有早泄之嫌。
　　比快容易，比慢就难了。西安有一家百年老店，什么都不做，就做一块钱一个的饃。太慢了，四代人下来，就做了一个饃。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找去，不过是在一条脏乱差的小街上，夹在肉夹饃店和炒货店之间的一条黑乎乎的缝，门口支著炉子，而且还过了中午12点就不卖了。西安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吃这家的饃已经吃了四十年，还要吃下去。
　　终于，掰好的饃被伙计抬进去了，搞一搞，他们在后面搞什么，你不必操心，那是一个家族的秘方，味道、信用、尊严、牛B、什么什么的少许和灵感。稍倾，再抬回来，已经是热腾腾、粘糊糊、摊著羊肉、红椒什么的一碗。
　　就提起筷子要动手，慢著，先剥个蒜，再对点醋，然后呢，想怎么整怎么整，但还是要慢些，烫得很，要慢慢品味，味道是沁出来的，不是一嘴咬出来的。
　　我把从长安传到西安的羊肉泡饃看成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慢的仪式”，此类的仪式组成了昔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基础，在中国，生活的意义就是现在、此时此地，羊肉泡饃的仪式就是体验感受人生的过程。当你掰著饃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农民在收获、劳动，意识到你的手和身体、(天天吃羊肉泡饃的，甚至要把自己的手指掰到肿、掰出老茧)意识到麵粉、而不只是食物的名称，你重新意识到粮食，以及那些大地上的耕作者，因为吃到嘴是这么慢，这么费力，你会珍惜和敬畏。
　　在西方，生活的方向是前面、远方，麦当劳的吃法，是为了让你赶路，麦当劳怎么吃也是维生素的意思。饃的意思却是，这就是生活的味道。为什么中国把吃吃成了“味的道”，因为对存在的理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