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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三人行》我在拙文中说：「我们(即我与四川省著名作曲家余新蓉)在卡尔顿酒店二十五楼的豪华大厅里，一齐交流和完成了两篇诗歌的谱曲创作。一曲是我的诗歌《灈足：歌屈原》，余新蓉老师早先已经为它谱写好曲子。今次她认真地吟唱了一遍让我倾听。另外一曲是宋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长相思》,我早前谱了曲子，这次由我当面吟唱一遍，再请余新蓉老师指导。」
此次交流，我感到受益良多。
席间，我们交流了音乐的功能。她指出，音乐是与人的心灵沟通的最好艺术形式。
她说的很对。自古以来，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社会就与音乐接下不解之缘。中国古圣人，例如孔子，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音乐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性。因此留下许多佳话：例如他规定他的弟子的必修课(即《经》书)，他的教科，第一本就是《诗经》。《诗经》是什么?当代人多对《诗经》有所误解，它其实就是《乐经》,是孔子的音乐材料。
汉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謔"，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刘勰论述了好乐与淫乐关于到国家兴亡。
我对余新蓉老师说，我常常感嘆于当今人心不古，道德沦落。也因此钦佩你们这些严肃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感谢您们用音乐为人们的心灵，输送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我们千万不要小视了音乐的力量和作用。
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音乐(特别是抗战歌曲)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说过一句话：「抗战沙场,一首抗战歌曲抵千军」。
毛泽东的这句话有以下史料为证：
「到了东南亚后，武汉合唱团成员们在著名侨领陈嘉庚主持的南洋华侨筹賑祖国难民总会的协助下，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山山水水、海港、渔村，他们以合唱、独唱、话剧、演讲形式宣传抗日，演唱了抗日歌曲如《思乡曲》、《卖花词》等，表演了名剧「雷雨」，「前夜」，「三江好」等。得到所到之处广大爱国侨胞的热烈支持和踊跃捐款，当时许多老人由子女搀扶著来到剧场，他们在观看演出时心情激动，许多观众热泪盈眶，不少人当场取下自己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等捐款。据统计，前去观摩演出的侨胞共212万2933人次，支援祖国捐款达到叻币230万元(合当时国币一千余万元)，由《南侨筹賑总会》献给祖国，支援抗战。陈先柄女士说，夏之秋先生曾回忆在武汉合唱团归国前，陈嘉庚先生还给他们写了路条，以便途中能够得到南洋华侨筹賑中国难民总会机工队的帮助。」(维基百科)
「产生于反抗侵略背景下的抗战歌曲,最集中地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意志,每首抗战歌曲,都凝聚著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都表达了人民的抗战决心。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1936年,正在西安当教师的音乐家张寒暉,亲眼目睹了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驱赶数十万东北军官兵赴江西「剿共」,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命;而被迫流亡关内的东北难民蹒跚古城街头,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人人心头都郁结著悲苦怨愤,要倾吐,要爆发。这时,他看到了「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的《松花江上》歌词,并深深地被每一句悲愴的歌词所打动。于是,他以北方女人失去亲人在坟头哭诉声为曲调,为歌词谱了曲。在歌曲试唱时,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泪流满面,呜咽得唱不下去,身旁的学生和东北难民也跟著慟哭,「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大家哭作一团。」他含泪而返,次日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迅速展开,伴随著《松花江上》的歌声燃起的抗日烽火已成燎原之势,更多的热血青年踏著歌声走向了抗战沙场。不久,周恩来在给武汉大学学生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感慨万端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漂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环球视野》第344期，摘自2009年第5期《党史纵横》)」
昨天去爱乐合唱团排练，得知近期合唱团有几场演出，我很高兴。因为合唱团又要出发去传播「正能量」。特别是看大家排练得很认真，演唱水平很高。相信，到时候一定会拨动观众的心弦，为大家的心灵注入美好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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