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倡要说真话写真话。想想有点好笑。因为虽是个好提议，可不知道它能起个什么作用。人们说话写文章，不管心里怎么想，向著外头恐怕都要肯定自己说的是真话。没人一上来就说明自己要说的是假话瞎话。——就连骂了贫农要饭，还信誓旦旦地说是正为大众争民主自由与人权哩。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标准，要分析起人们说的写的话，哪些为真哪些为假，那个争执肯定要引出更多更长更说不清的“话”，然后就继续为著真假之辨而劳神辨析争吵，再永远说些车轆之话。
　　《被“辩证法”毒害的中国人》那篇文章，以“是非不分的诡辩术”作了副题，说中国人造出了坑害人的诡辩术、辩证法。文章树出来批判的靶子，第一个便是：一提民主是好东西，就有人要“辩证地看问题”，说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有民主的缺陷。接著大骂这些不拥戴“民主”的人是冒充的“智者”、“犬儒”，——还解释说即“狗一样的知识分子”。
　　文章树靶子的做法本身，正是个假话假命题。因为“辩证地看问题”的人们，所提出来的观点，绝不会是什么“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有民主的缺陷”这类含义不明的话。而会提出这样一些让真玩诡辩术的人们最难面对的问题：相对与西方来说，第三世界的人民最需要的，是“民主”发展的第一阶段。即，贫农要饭要获得解放。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维护这个贫农要饭解放的事业，以使国家民族稳步向前发展，正是个最关键的“民主”。
　　这才是“辩证地看问题”，这也才不是诡辩术。在辩证法里，这叫做矛盾的特殊性原理。从西方民主的背景看，中国之特殊，在于贫农要饭解放事业，晚了英语民族(还有日本的)几百年百多年。完全“没有”十三世纪就创建的民主雏形，更“没有”早早解放贫农要饭后造出的那一片广阔富足的经济基础。相反倒有一些最为致命的特殊之“有”：贫农要饭解放事业起始时遭受的武装镇压，至今所遭受的围攻围剿。于是，时机与历史上的种种“特殊”，引申及决定了中国现今“民主”形式的特殊。
　　《毒害》篇之所以树起一个不堪一击的靶子，正是为了让自己轻松避开最主要最根本的矛盾(问题)。之所以不敢去面对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又正是由于自己脚下没有那一片西式民主的成就及基石。在偷过欧美那块基石垫到脚下，便让自己轻轻松松占了上风，占个骂人“狗一样知识分子”的便宜。其实树一个假靶子，为的正是要施展诡辩术。
　　至于《历史的刚与柔》篇，开篇处倒处处句句是真话：英语民族建立的赫赫功绩。也还一一列举了那血腥的“外侵”。然而只到对这功绩形成原因作追究时，却甩掉外侵来个掉头，向著最次要的矛盾进军，此为方式上之一假;通篇的话题要强调对内之柔，到了追究中国“对内之暴”，却对当年武装血腥镇压贫农要饭解放事业的根源之暴，一句不提。此为本末倒置，方式上之二假。
　　正是当年那个对著贫农要饭解放事业实施的最致命的“对内之暴”，弄得中华失却了学习英语民族、学习西方的最宝贵时机。将中华的贫农要饭的解放由著可能有的“柔性”，被彻底逼迫为“刚性”。全文列举的史实之中虽有“真”，却因为所用都是有所选择之真，来掩盖最为关键的那些“真”。于是导致得出来的结论，为假。
　　这恰似，两艘向著中国驶来的，都号称运载了救中国的方法——“西式民主”的巨轮，《被“辩证法”毒害的中国人》那一艘，在起始码头装模作样，却船舱空空，什么都没有。另一艘《历史的刚与柔》呢，倒是费神装了些真货。然而搞个幻化，一船变身而为两艘。装了真货的半道上掉转了头回去了(那真货其实是载不过来的呵)。反正抵达了码头的这一艘，确实只见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