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有为的评价，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港台甚至海外，实际上历来基本口径都比较一致。大体来说，就是比较肯定、甚至推崇康有为的前期，肯定他前期的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但同时基本上是否定康有为以后作为保皇党的思想和实践。我个人相信，今天或者今后康有为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近年比较不错的康有为研究正好反过来，即对戊戌变法之后的保守派康有为有更多同情的了解，甚至比较多的肯定。反过来说，今后可能会对他前期有更多的批判的考虑。
这大概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重新再思考当年保皇派对革命问题的反省，这种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对保守主义的再思考。康有为大概是唯一一个前后一以贯之反对革命的人。他之所以要保皇帝，保君主，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走上英国、日本式的非革命的改良道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路线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康有为比任何人都认识得更清楚。从他前期给光绪帝的上书谈各国政治到后期他那些海外游记的比较政治思考，他对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认识，对政治变革的认识，可能比今天很多人还要深刻。
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后革命的社会重新培养一个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和态度，培养一种以保守主义的、渐进改良的态度看待目前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式。我比较忌讳的是，以一种似乎是同情后期康有为的保守主义姿态，实际上却仍然是在延续一百多年来的激进主义革命心态。
这背后隐含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晚清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或多或少有一种政治万能的倾向，总是过分地让学术和思想服从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也就是，不是维护思想、学术的相对独立性，独立于具体的政治流变，而是以政治大变为前提，来规范思想学术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会是一个教训。儒家真正的精神，是非常缓慢地通过教育的努力而逐渐正人心，齐风俗，而不是期待很快的政治改革的具体效果。这是“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分野。这大概也是我个人这些年只做教育这一件事的基本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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