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崇教授
 

“庞贝氏症”患者郑宇宁

　　编者按：近日，网络媒体报道了一个名叫郑宇宁的女孩的故事。1989年出生的郑宇宁是广东省第一例“庞贝氏症”患者。由于呼吸衰竭，她是一个需要终生携带呼吸机生活的女孩。
　　郑宇宁患的是“庞贝氏症”，一种遗传罕见病，发生率约为五万分之一。这种病的表现为逐渐地肌肉无力，呼吸短促和逐渐衰竭。这种病本来无药可医，但是一位台湾科学家陈垣崇的努力让全世界“庞贝氏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他研制的特效药“Myozyme”能够大大改善“庞贝氏症”的症状，虽然非常贵，一年将近200多万人民币，但还是给了郑宇宁生的希望。
　　我们找到了一篇2006年5月29日登载在《商业周刊》上的文章，年代虽已久远，却依然能让我们了解这位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华人科学家的故事。

　　凌晨一点十分的台北，台湾中研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垣崇，被一通美国越洋电话叫醒：“Congratulations!Dr.Y.T.!”。原来是他所研发的庞贝氏症解药“Myozyme”，获得FDA(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与EMEA(欧盟医药品管理局)核准上市!
　　这一天，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垣崇在世界医药史上写下纪录。因为从此，全球每年上千名的庞贝氏症新生儿，都将因此远离“平均寿命六个月”的诅咒，估计此药的市场商机超过十亿美元。
　　陈垣崇，也成了台湾第一位从实验室发展新药，一路做到获核准上市的科学家。但为这一天，陈垣崇其实已经走了十五年孤独之路。

　　放弃当医生选择冷门的遗传学

　　故事得从陈垣崇二十六岁，出国攻读冷门的人类遗传学博士说起。出身医生世家的陈垣崇，父亲是小儿科权威陈炯霖，从小被不断鼓励传承衣钵，但即使他天资聪颖，甚至以第一名资格保送台大医科，他却对当医生兴趣不大。
　　台大医科六年级时，他对当时刚出现的全球第一个人类定序基因著迷，“生命的巧妙都在基因上，”他因此弃眼前名利，选择漫长的研究之路。“这甘赚有呷?”(台语)陈垣崇母亲这样质问著。
　　在美留学，最苦的并非物质匱乏，而是亲友的冷嘲热讽。有人怀疑他想逃避在台服务两年的义务，直接赴美开业;也有人揶揄曾是明星学生的他，如今前途茫茫。当时，他大学时的死党——第一家庭医师黄芳彦，已在新店开业，月薪至少是他奖学金的二十倍。
　　连帮忙补贴家用的妻子都被问：“妳不是嫁了个医生吗?怎么还要出来工作?”陈垣崇每天在实验室研究，早出晚归，年纪还小的二儿子都以为他是陌生人，见到他就哭喊著往母亲怀里奔去。
　　妻子晚上忍不住抱怨：“你这么忙，生活又这么苦，我们离婚算了，”睡眼惺忪的他却总是回答：“等我醒了再讨论吧。”

　　白天教书晚上钻进实验室

　　三十六岁，陈垣崇成为杜克大学助理教授，并兼任门诊医师。当时，他看诊时发现，“婴儿若诊断出有庞贝氏症，等于宣告死亡。”虽然这种先天性罕见疾病是个冷门领域，但他却一股脑儿的往里头钻。
　　他白天授课，晚上看诊后就直奔实验室投入研究，终于让他发现：庞贝氏症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天生缺乏分解肝醣的酵素，导致肝醣积存在肌肉与心脏里，而造成肌肉无力与心脏肥大。他告诉自己：只要能找到进入肌肉与心脏的酵素，庞贝氏症患者就能得救。
　　然而，这并不容易，因为，一直以来，分解肝醣的酵素只要一进入人体内，在到达肌肉与心脏之前，就已被血液提前拦截吸收，因此，“必须要让研发出的酵素，能够带著只有心脏与肌肉细胞能认得的密码，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要从哪里找到带有密码的酵素，就成了陈垣崇最困难的工作。
　　一九九一年，已升任为杜克大学医学中心教授的陈垣崇，决心带领团队寻找庞贝氏症的解药。经过五年多的反覆试验，陈垣崇终于从仓鼠身上，找到所需的密码酵素，并且在鸟类临床实验上证实有效。
　　可是，这个市场在大药厂的眼里却如同“装满稻穀仓库里的一袋糙米”，生产解药的投资又相当昂贵，他的研究乏人问津。
　　直到一九九七年，他透过当时也在杜克大学任教、现任和信治癌中心医院院长黄达夫的介绍，认识了中国橡胶董事长辜成允，才终于获其转投资的药厂Synpac，每年二十五万美元的赞助。也因此，让他得以进行重要的第一次人体临床实验。
　　这虽是个重要里程碑，但“却是一段很痛苦的回忆”，他的语调沉重，“三个婴儿中，我们只救活了一个。”
　　三个临床实验的小婴儿，分别编号为一○一、一○二、一○三号。前三个月，他自己二十四小时待命，监看婴儿的反应。每星期至少会有两、三天，他总在半夜睡梦中，被叫到医院里去。
　　庞贝氏症的病童肌肉无力，全身像没有骨头般软绵绵，嘴巴无法合上，必须使用呼吸器，心脏更可能随时停止跳动，比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早产儿更难照顾，台大小儿部医师简颖秀表示。
　　总算，最难熬的前三个月过去了，三个接受治疗的小婴儿都顺利存活。当外界都认为陈垣崇的第一期临床实验成功时，更大的问题却也接踵而来。

　　临床实验告捷却成为众矢之的

　　首先，临床实验的成功消息一传出，竟引来许多庞贝氏症病童家庭的不满，原因在于他们花了三年、上百万美元产出的解药，只足够三个小婴儿十八个月所需，其他患童的家长仍只能眼睁睁看著死亡的恐惧在身边降临。
　　当时，有人找参议员关说，有人投书FDA，甚至有人到杜克大学威胁工作人员。焦急的家长，人人都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实验。理应是庞贝氏症患者救星的陈垣崇，竟成为众矢之的，认为他藉此自抬身价。
　　当时《纽约时报》甚至为文，描述父母们看到药物可以治疗而燃起一线生机，但最后却无法加入试验的绝望。陈垣崇看了报导后，立刻写了一封公开信函，刊出时《纽约时报》为他下了一个标题：“A Doctor's Helplessness”(一个医师的无助)，道尽大量生产新药需要极佳的设备，他也无能为力。
　　更糟糕的是，第一期临床实验才过半年，一○一与一○二号的健康开始恶化，体内出现排斥Myozyme的抗体，“他们的意识都很清楚，也可以张大眼睛看著你，跟你说话，但他们却看著自己的身体开始失去知觉，清醒的走向死亡。这比植物人更可怕。”陈垣崇说。
　　原因在于，这两个患童开始接受治疗的时间已晚。由于没有把握黄金早疗期，这两个小婴儿，相继在三年后死亡。幸好，参与临床实验的一○三号患者，顺利度过危险期，病情获得控制。

　　放弃到大药厂任职发愿再研发新药

　　陈垣崇花了将近十年的研究终于证实，庞贝氏症患童只要在三个月内的黄金时期开始治疗，并固定每个月两次注射Myozyme，就有机会像正常人一般。
　　此时，当年视陈垣崇研究为无物的国际药厂，相继回头与陈垣崇接触。开出的条件是：只要陈垣崇肯点头，放弃杜克大学教职，就可以立刻到大药厂去任职要津，赚取数倍薪水。甚至，还有人愿意提供资金让他成立公司，一旦解药上市后，就能分享到鉅额权利金。
　　然而，陈垣崇拒绝了，“那不是一个医生科学家该做的事。”他说：“我是做研究的人。”
　　二○○○年，美商健臻(Genzyme)药厂，决定花五亿美元，向台湾中橡买下专利，并在爱尔兰盖厂制造此药，让该解药进入扩大量产的第二期临床实验。基于医学伦理，陈垣崇无法直接参与解药的后续工作，只能担任顾问，协助第二期临床实验的进行。
　　此时，在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的力邀下，陈垣崇决定回台湾，担任中研院生医所所长。陈垣崇开玩笑说，当时念台大医科的同学，多数都已经退休到美国定居，“人家是去美国享清福，我却是回来台湾重新开始。”
　　当年首批接受Myozyme治疗的一○三号，到今年七月即将满七岁。坐在中研院生医所里，陈垣崇看著从美国寄来的一○三号的健康照片，他笑了。接下来，五十八岁的陈垣崇，还准备从台湾再出发，即使没人看好，他还是立愿要研究出下一个先天性罕见疾病的解药来。
　　陈垣崇当初没留在医院里，当个热门的小儿科医生，但如今，每年因他而得以生存的小孩人数，已超越一个小儿科医生能力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