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熟悉的前辈中，黄永玉绝对是最有口才、最能讲故事的人。每当他家里高朋满座时，或者在什么社交场合，他总是一个中心。他肚子里像是有说不完的故事，一个接一个，从嘴里不断线地蹦出来。
　　我常常觉得，黄永玉讲述的很多故事，恐怕都已不是本来模样，而是不经意之间，泼上了自己的色彩。他写聂紺弩、写李可染、写张光宇、写张乐平、写钱钟书，写一个个他所熟悉所敬重的前辈。讲别人的故事，在他那里实际上也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经历画上一幅巨大的背景。他和他们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仰天长啸。
　　譬如，他写沈从文在文革期间的故事，分明是他用自己的泪水泡了又泡，然后泼洒在纸上，凝成了再也化解不开的历史讽刺：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
　　“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他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絃歌之声不绝于耳!』”
　　他不露声色，彷彿是在讲普普通通的、与己无关的事情。可是，听到这样一些故事，谁又能无动于衷呢?无疑，他把自己在文革中的诸般感受，糅进了别人的命运。
　　当然，听得最多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些故事，有时生动、巧合得让人难以置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从香港回国，随身带有一支派克金笔。朋友相聚时，有人非常羡慕。他当即爽快地说：“不要紧，过几天我去香港也给你带一支来。”他说他没有想到，当时再也不可能去香港了，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一天晚上，他梦见回到了香港，走在街头买了一包烟就回来了。醒了之后，他回味了半天，不免觉得遗憾。他说：“好不容易到了香港，也不能只买了一包烟就回来呀?”
　　听他讲故事，看他编故事、写故事，的确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时间久了，我渐渐发现，这可能是感受他、理解他、认识他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