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左）被降级为科员；
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右）被降为副处级
三人中，付晓光降到局级;张田欣降到副处级，且是非领导职务;赵智勇则降为科员。
上述降级程度，与三人的降级原因呼应。
付晓光被降级，系“因私公款消费，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一死一伤””。中纪委通报付晓光的问题时，未採用“违纪”字样。严格意义而言，付晓光的行为违反了八项规定。
张田欣被降级，主要因为两方面：“失职瀆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赵智勇被降级，也是因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
显然，张田欣、赵智勇的违纪情形，比付晓光严重。
依据《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6种。“降级”是仅次于“撤职”和“开除”的处分。
《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陞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陞工资档次。受“降级”处分的时间为二十四个月。也就是说，在两年内，张田欣、赵智勇不能晋陞，比如从副处级晋陞为处级;更不能涨工资。
此外，《公务员法》还规定，“解除处分后，晋陞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復原级别、原职务”。这也就是说，即便两年后，张田欣、赵智勇解除了降级处分，也不等同于恢復原级别、原职务。
“以权谋私”为何仅降职?
赵智勇、张田欣的处理结果，两人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不同于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两人仅被降职，张田欣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赵智勇被降为科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是“落马”高官的“典型行为”。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中，18人已被“双开”。中纪委通报这18人的调查结果时，绝大多数都被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为何这18人被“双开”，张田欣、赵智勇只是被降职?
梳理18名省部级高官和张田欣、赵智勇的调查结果通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后缀”有所区别。18名高官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后，还涉嫌“索取、收受巨额贿赂”等。而张田欣、赵智勇都未提到巨额贿赂等问题。
这意味著，张田欣、赵智勇虽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但止于违纪程度，还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所以对二人的处理也只是党内处分，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事实上，对比十八大以来被双开的18名省部级高官，张田欣、赵智勇的处理程序也有不同。
18名高官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立案调查，接下来中组部宣佈免职，之后中纪委通报调查结果，给予其“双开”等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但张田欣、赵智勇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免职”;之后中纪委才通报处理结果，开除党籍、降职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组部通报赵智勇被免职时，仍採用了“同志”称呼。但16日上午，中纪委通报赵智勇的处理结果时，赵智勇被开除党籍，通报全文再未出现“同志”字样。
按照公开履历显示，赵智勇今年4月已满59岁，张田欣今年7月满59岁，按照公务员法，明年两人都将达到退休年龄，地方组织部门将如何处理两人的任职安排颇受关注。有关人士分析，组织部门有可能会有意淡化任职安排，并逐步过渡到退休。
云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张田欣的纪律处分决定由纪委发佈，他们没有收到相关文件，暂时不清楚具体的人事变动交由谁负责。
对于赵智勇今后是否继续上班以及去哪儿上班的问题，江西省委办公厅的一位人士表示，目前未看到赵智勇回江西省委上班，对于今后是否回省委上班的问题，他表示不敢肯定。“个人觉得，他不会再回到省委办公了，毕竟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退休了，要是以一个违纪高官的形象再回到原单位，而且是以一个最低级别的科级干部的待遇回来，那会很尷尬，而且原来的下属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该人士表示。
降级之后待遇有何不同?
降级后，赵智勇降为最底层的科员，张田欣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即副调研员，两人还可以领取科员、副调研员级别的工资。
江西省直机关的副主任科员白春桥(化名)告诉记者，他自己的收入在扣除住房公积金等之后，实际到手的是2600元。他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岗位工资加上职级工资的收入大概是800元，然后就是津贴补贴，“不过各个地方和各个单位执行的津贴补贴标准都不一样，就省直机关而言，一个科员的工资收入约为2400元左右。”
据他估计，江西副省级干部到手工资大约在每月七八千元，与工资水平相比，副省级干部其他方面的待遇保障更为充分。
随著两人被取消“副省级待遇”，两人之前享受的副部级干部相对应的用车、医疗、住房等待遇也将面临被取消的局面。
2000年2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出台《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其中指出，副部级干部承租或购买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标准在190平方米以内。白春桥告诉北青报记者，“省部级干部有专门的住宅小区，不知道降了级之后，赵智勇会不会从原来的房子里搬出来。”
对于即将年满六十岁的赵智勇和张田欣而言，退休后的医疗待遇将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依照2012年，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适当提高副部级人员医疗保障水平的通知》规定，副部级医疗待遇人员的药品费用全额报销，住院床位费用按每人每天400元报销。离开副部级岗位的两人，将无法享用原本优厚的医疗待遇条件。
此外，两人在用车上所享用的待遇也将发生变化。
专家：降级可堵“官復原职”漏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表示，中纪委对于张田欣、赵智勇的处理结果，呈现出对违纪高官的新处理思路，“经查，不构成开除、犯罪的，就“降级”使用，这可以达到更大的震慑效果。”
竹立家解释说，此前，对于“问题”省部级高官，如违纪违法，则“双开”(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如失职瀆职、违纪，则问责，被问责者轻则警告，重则免职，“司局级以下被问责的官员，不少被降级;但副省级以下特别是省部级官员，问责后很少有被降级使用的，特别是像赵智勇这种情况，连降7级，从省部级一直降到科员”。
他强调说，张田欣、赵智勇不是问责“降级”，“中纪委通报的文件写明，张田欣和赵智勇都是先被立案审查，审查后发现，两人都属于违纪，不构成违法，所以给予了“降级”处分。这与问责“降级”不同，目前问责“降级”主要适用于失职瀆职、违反八项规定等情形，多由具体的事件引发，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违反八项规定、导致陪酒人醉亡的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等”。
此前一些被问责的官员，不少人隔一段时间后，再次担任领导职务。
比如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2003年因SARS被问责、免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佈的简历显示，孟学农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还有冀纯堂，被曝2011年已正式復出，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以及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被问责、免职的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去年起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竹立家表示，被问责、免职的官员，经过考察、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復出，这并不违反规定，但现实中，问责免职、起復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被问责免职的官员，隔一段时间就官復原职”。
他强调说，与上述问责后的情况相比，张田欣、赵智勇被连降数级，则堵住了“官復原职”的漏洞，“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降级”处分有个两年时限，两年后解除处分，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两人的仕途、晋陞，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从科员到副处级、处级等”。
“从省部级降到副处级、科员，面对的是巨大的落差”，他说，仅从干部待遇这一个角度衡量，省部级官员多有专车，有的还有专职秘书，住房标准、办公室面积等等，均与科员、处级干部有很大差距，因此，“降级”使用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不少官员有侥倖心理，觉得只要不违法，搞些“小动作”，比如收点红包礼金，利用职权打个招呼、谋点私利，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但对张田欣和赵智勇的处理，为此类官员树立了“样板”，违纪也会带来严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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