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20出头，与母亲住在哥哥家里，一家子9口人吃公社的人口分配粮。有段时间，平均一天9口人只剩下2两7钱谷。侄儿侄女，饿得一个个没力气哭出声。大人吃什么?吃从来没有吃过的绿肥和树叶，或找地下有块茎的东西生吃。有天，生产队撒播蓝花草子，大家明知这种草子有毒又苦，别人放进嘴里吃，我也照样嚼著，用来缓解飢饿之痛。
　　飢饿与养生不合，腹中空空，飢不择食，生命已经糊里糊涂过著。
　　20世纪70年代，有天，我在人民公社的稻田里抢收谷子，暴风雨要来了，女的踩打稻机脱粒，男的挑毛谷送进队屋。这时，一对箩筐会被同伴拚命堆满180斤到200斤毛谷。我的体重未过110斤，挑得起吗?走得动吗?那时，农村落后没有代步工具，挑不起也要挑，走不动也要走。我一步一个趔趄走在田间小路上，两肩磨破皮也不说痛，心蹦跳得就要从口中吐出来也没放下担子。
　　逞强与养生相背，为了人格尊严，失败的是自己的身子。
　　1970年深冬，我被派到华阁公社灭钉螺指挥所为消灭血吸虫搞宣传，条件与民工一样。大家集中在新芦洲的洲土上，砍掉一片芦苇，然后分队用铁锹挖出纵横四条理水的深沟，面上一捆捆芦苇做成连铺床，再用捆好的芦苇架成一个个工棚，10几人一棚，便是栖身之处。大雪纷飞几日，洲土冰冻无法开工，人们便蜷曲在被窝里玩扑克或者蒙头睡大觉。天晴的中午或晚饭后，气温升高，冻土化成稀泥，工棚内人们穿著长筒胶鞋走来走去，床前湿漉漉一团糟。夜晚安静下来，睡在铺上可以听到体温融化的冰水在床铺下面理水沟中哗啦啦地流著。半夜有人起床小便，搬开一点挡雪风的芦苇，其他醒来的人，会感觉吹进来的风又冷又臭。
　　蛮干与养生无缘，但是处身在这种条件下，谁也不会责怪谁，谁也不会说谁做得不应该。今后会落下什么病?谁也不知道。
　　1965年2月，我去异乡投亲寻求招郎，身上只有23元钱，每餐限制自己使用在1角钱之内。那时日夜兼程，凄风苦雨不堪回首。才到目的地3天，我便患上急性黄疸肝炎，客病他乡。母亲无能为力，哥哥把家里钱掏空了救我，亲戚也花费不少。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治疗费用也无法跟上，落得迸发症一个接著一个向我袭来。拖著病体，招郎无望，我又返回哥嫂家，开始自採草药自救。没有营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半年来自己医得自己骨瘦如柴，奄奄一息，生命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一天，我去书店寻找自疗医药书籍，发现唐山气功学会编著的《内养功疗法》一书，喜从天降，便开始一日多次的意守丹田、气行通关来养神祛病。
　　贫困潦倒的我，死里求生，养生变得只是单纯为了救命，没有办法时的一种办法。
　　养生，其实是人富贵起来之后的需求，需求生活得漂漂亮亮，生气勃勃，长命百岁。
　　但是，过分娇贵和呵护，又好像自己把自己当成了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