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单位内部矛盾端到社会上的又一典型事例。在此之前,“走廊医生”的类似衝突也受到舆论的广泛关注。它们不是完全可比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触及了社会的隐痛,对应了人们对某一普遍现象的不满,因此被曝光的人或单位都遭到舆论的道德审判。
现实情况是,一些单位内部的群众路线并未得到真正落实,表达意见不畅、主要负责人脱离群众和滥用职权的情况的确存在。这类不满让公众同病相怜,他们因此对向社会揭单位家丑的人给予了支持。家丑外扬在互联网时代有奇效,比如谢灵长期向校长投诉得不到回復,现在这一回復互联网给她带来了。而且在与校长的隔空辩论中,她的道德优势十分明显。
客观而言,每个大单位都是一个社会,问题多多,如果对照互联网上的理想标准,都能挑出不少毛病。谢灵这样的曝光者很受舆论场欢迎,但可能每个单位都不希望遇到。互联网上揭家丑的“英雄”在单位里的“群众基础”未必好,这增加了争论双方对错的多面性。
“走廊医生”就是同时受到网友欢呼和医院同事联合抵制的一个例子,谢灵说不准会成为下一个。
中国社会的单位内部秩序或许要经历一个“振荡期”,出路将通过各种代价的堆积逐渐铺就。有人认为,中国单位内部缺少公平的“第三方”裁决机制。那么它会出现吗,以及将如何出现?这些问题至少在今天都还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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