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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已过，旧话重提，屈原与渔父，怀沙与濯足，是耶非耶，争论了几千年。前些年流行“戏说”，把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通俗化、现代化、政治化，孔孟老庄、秦皇汉武乃至朱元璋、努尔哈赤、雍正乾隆统统在劫难逃。当时私下里真捏一把汗：如果把三閭大夫屈原老夫子也“戏说”一番，我们这个民族高山仰止的理想主义坐标也就荡然无存了，把本民族历史都通俗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化的做法，在我看来无异于文化自杀。幸好至今还没有哪位“大师”到屈原头上动土。
　　由于父辈的谆谆教诲，自幼对屈原大夫就抱著一种凛然的敬意，忧国忧民，捨生取义，堪称人格楷模，流芳百世。后来年龄渐长，开始读史，才知道屈大夫怀沙自沉以前，还有那段与渔父的机锋毕现的对话。当然，那时对渔父一直认为是“反派”而嗤之以鼻，直到自己有了一些阅历，才开始有了同理心，开始把自己的价值观、生活观“代入”怀沙与濯足的争论之中。
　　最早是因鲁迅那首《剥崔顥黄鹤楼诗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餘文化城”……令我顿悟，古往今来，在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壮烈殉国的，多是理想主义的读书人，而这些人又多如屈原，才高气盛之外，还多有因忠被贬的经历。秦汉魏晋不说，宋末的寒日虞渊，明初的“靖难之变”莫不如此。
　　名为“殉国”，其实殉的是自己的理想。就如屈原，辞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没有它就不是屈原了，任谁也劝不转的。其实不但渔父，就是后世与他经历相仿的贾谊，也认为像屈原这样才华卓著，横绝江湖的“吞舟之鱼”，本来就不应该深陷楚国这个狭小污浊的水坑，受制于昏君佞臣，而应该游历九州，择君而栖，从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再例如一代儒宗方孝孺，宁可被诛十族——亲属之外还加上朋友、学生，也不愿对看重他的成祖朱棣俯首称臣。其实建文也好成祖也罢，还不都是姓朱，你效忠的也还是大明王朝，何况连建文帝自己都逃生去了呢?理想是精神的高峰，高处不胜寒，为讲究实际的人所不取，因此政治家，实业家殉国的寥寥无几。就以家天下的帝王论，真正殉国的也不过宋末的赵昺和明末的崇禎，何况赵昺还是个六岁的孩子被大臣背著跳海的。
　　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芻狗”的乱世，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和啼饥号寒的草民，遇到天灾兵燹，想不“殉国”也难。所以才有渔父那类的智者，不甘心为昏君佞臣陪葬“填沟渠”而早为之计。
　　中国人的哲学讲中庸，所谓“中不偏，庸不易。”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在世不能没有理想，却也不能终日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所以才有孔子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才有孟子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才有渔父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无论水清水浊，自己都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之，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由此可见，渔父的观点倒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体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在“仁义”的至高点上也讲变通讲审时度势，不是后来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样的绝对与冷酷。
　　大江东去，逝者如斯，不捨昼夜。古今多少圣贤豪杰，都付与青山依旧，几度夕阳，然而在渔樵耕读的闲话中，总有沉淀下来的些许的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