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中华当年那个“内部之柔”,这个内因,“没有”如英语民族一般演变出那改变了自己乃至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基础及意识形态的大好成果,倒在那外因的作用下,弄得自己成了他族“外侵”的对象,成了他族口中的一块肥肉,成了他族壮大自己的有利因素。所以在追究完了中华“内部之柔”未成正果的原因后,应当再来看他族的这个“外侵之暴”,在中华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影响。——看看这个“外因”,是不是通过“内因”起到了些许的作用。
面对他族的强大,面对他族的入侵,倘若能够及时警醒,赶快来补上国界线内解放贫农要饭这一课,如中山先生所说联俄联共(又有人考证为是“容共”)扶助农工。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促进这原始意义上的“民主”,那么,恐怕后面中华的“有”与“没有”,会向著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
严復当年,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揉合而成自己的观点,翻译出版《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希望那些个不利的、可以毁灭这个民族的“外因”,能够唤醒国人,能够让这个国家痛加改变——促进内因,急起直追。也许还能来个转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自强中华。
然而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英语民族的内因与外因,轰轰烈烈,风助火势,火助风威地燃烧壮大了几百年,都烧到中华的内部来了,中华与许多其他国家民族,都被转化成了英语民族称雄称霸的“外因条件”了,就在这样的“危险时刻”,中华民族之“内”,国共合作时期,非但是那个“柔”消失不见,反倒是用武力暴力镇压贫农要饭的解放诉求,出现了一个最致命的“对内之暴”!并且这个对贫农要饭解放事业赶尽杀绝之暴,延绵数十年。
如今看那些作著历史追究的文字,偏偏不去抓这一个最主要最致命的“对内之暴”,不去抓这个最为根本的主要矛盾,反而有利用严復的《天演论》,当成专批中共老毛(还有蔡和森)所谓对内之暴的根据。这番用心那番伎俩,竟至拙劣如此。
其实,倘真要借助英语民族的“对内之柔”,来声讨批判中华的“对内之暴”,不仅根本的声讨,该落到国共合作破裂之暴上,还能让这等作比之伎,遇著一个更为颠覆性的论证。偷了西方功绩来打牌,是要让孙先生的辛亥革命都丧失掉立足之地的。中华的王室,是一个“刚性”的推翻,而英语民族的王室,却连柔性的推翻都“没有”。反是赢得几百甚至将会是上千年的荣耀与尊敬。而孙先生在暴力推翻王室之后接著倡导的“对内之柔”,却又是遭到了暴力的毁灭性背叛。
都到了二十世纪了,中国的贫农要饭解放事业还被武装镇压,赶尽杀绝的。而要对“对内之暴”作批判的文人们,依然环顾左右而言他。今天,中华民族的解放贫农要饭事业在西式大棒打压之下艰难前行之时,还有倚了英语这事业所成就的功绩,来声讨自己民族解放贫农要饭之事业。这等子孙,中华“有”,英语民族再一个“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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