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左）在缅甸採访
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发表后，辽宁省体委一度试图阻止该书发行
作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拥有高级职称，赵瑜的工资是六千多元。这并不妨碍他开著北京牌照的丰田越野往返于北京、太原和长治之间。这三座城市，各有他一间宽敞气派的住宅。在他的名片上，最后一个头衔是某文化公司的董事长、法人代表。不久前，他又去北京运作一项国家级的写作工程，为包括自己在内的12个山西作家争取到12个写作机会，每人写一个历史文化名人。这是个名利双收的差事。
赵瑜早年的报告文学题材，“熟悉”是个大前提。他是运动员出身，于是写了《强国梦》、《兵败汉城》;他在晋东南地区交通局工作，写了公路题材作品《中国的要害》;他任晋东南地区文联秘书长，写了晋东南地区分家的《太行山断裂》……从公开信息上获取选题，或许《马家军调查》是他惟一的一次。
一个老友，文学评论家雷达被东莞请去担任当地文学院的院长，告诉赵瑜：东莞的篮球发展得真好，有一万多个篮球场，两万多支篮球队……他去考察，觉得的确值得写，先后九次到东莞，写出了《篮球的秘密》。当然，当地官方是这本书的出资方。“凡是遇上好事(题材)的时候，我就不谈钱了，这个事按照东莞的富足水平来说，应该钱多点，但是也没几个钱。”
《民族文学》的主编、湖北恩施土家族人叶梅总是不断地对赵瑜讲：我们那里有一条铁路，从孙中山、詹天祐开始就想修，到现在都没有修成……第二年，他又正巧参加了一个“多民族作家采风团”，去了恩施考察。这一次，他是真被感动了，投入这个题材的采写，写出了《火车头震盪》——“世界上最难修的一段铁路”，湖北宜昌到重庆万县铁路的修建过程。
2014年的鲁迅文学奖，山西省作协上报了赵瑜的报告文学作品《篮球的秘密》，赵瑜不满意——他的本意，是报《火车头震盪》。无奈这部书有个“硬伤”：完工剪綵的，是时任铁道部长刘志军。作品里提到了这件事，而且还配发了赵瑜和刘志军的合影。
马家军确实用了兴奋剂
采写《马家军调查》时，赵瑜受到马俊仁热情接待，为他提供了一切採访方便。两人经常彻夜长谈，马俊仁甚至说出这样的话：赵瑜可以做自己队伍中的“政委”。赵瑜还亲自去马俊仁的老家，陪马俊仁给老母亲上坟。他说：马俊仁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
赵瑜说：“又一个十年之后，我也会进入马俊仁先生现在的年龄。到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老马，与人近中年的王军霞，与《中国作家》的编辑们，与我，定会相见。让我们紧紧地握手。”
《马家军调查》在《中国作家》杂誌发表后，辽宁省体委发出文件，对该书的“失实”大加抨击，并建议上级“设法阻止该书的发行”。马俊仁在大连接受记者採访，失声痛哭：“我冤啊，比竇娥还冤……”几天后，马俊仁在训练时突然昏倒住院。在病床上，写下数千字的文章《我马俊仁的心里话》，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愚昧就是诚心诚意接待了这位作家。”日后，他又接受记者採访，大骂赵瑜是“政治流氓”“文人中的痞子”。
16年过去了，马俊仁早已退休，养藏獒成为他晚年的事业。而他的“马家军”，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回忆录中公开点出了这支队伍的致命伤：兴奋剂。
记者：30年选集，把你1998年出版《马家军调查》时未发表的兴奋剂相关内容拿出来，出于什么考虑?
赵瑜：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读者也比较成熟，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随著这么多年社会上的思考容易接受。此前的十几年也有一些地方要发这一章，我总觉得莫名其妙。发这一章又能说明什么呢?
“调查”之后，老马企图东山再起，参加奥运会。结果国家体育总局把他从青海多巴基地弄下来了，说别去了。袁伟民《袁伟民与体坛风云》里面提到的。我要专门发这一章，感觉像落井下石。
记者：从这一章看，马家军用了好几种兴奋剂?
赵瑜：对，他是用了好几种。中国体育界在使用兴奋剂问题上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老马也是。那时候中国使用兴奋剂，是遮遮盖盖的。自行车、速滑、田径、游泳，这种靠耐力的运动几乎都在琢磨著用。马家军这个东西最早是哪儿来的?促血红蛋白生长素，这个玩意是从东德来的。
那个东西是可以治病的，但是要是用在体育界，就是兴奋剂。国际上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国际田联、国际泳联每年公佈一次违禁药物名单，都是普通药，但是在这个行业里用性质就不一样。我们国家随著政治文化体育的发展，反对兴奋剂就国家化了。中国慢慢就丢弃了对兴奋剂这种羞羞涩涩的状态。袁伟民为什么敢于那么写?因为这是公事，兴奋剂就是要反。
记者：当初出版《马家军调查》，国家层面是否对它的内容有过调查和评判?
赵瑜：1995年春天，我在瀋阳找马家军队员採访的时候，正好碰到了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的司长王鼎华，他们就驻在辽宁女子中长跑队里，也在调查。双方一对话，就明白都是衝著马家军这回事来的。1998年我这部报告文学发表的时候，官方层面的调查实际上早已经完成了，包括兴奋剂这些事情，国家都很清楚。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书出来以后，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大家都接受了调查，包括我。录音拿笔抄下来了，还给了许多东西的复印件，比如王军霞的“我要死”
这些日记，都给了调查组。从头到尾，没有一家党报参与讨论《马家军调查》，因为他们不瞭解内情，怕站错队。
记者：从这一章来看，使用兴奋剂，是马家军队员“集体出逃”的主要原因?
赵瑜：书写完以后到发出来的这两年里，《中国作家》的编辑出于好意，让我再去马家军看看，说不定人家还有转机，是不是应该补写一章呢?我就去了。老运动员的归宿不堪一提，运动没有连续性，老了;小队员倒是能跑，但起伏极大;教练员也干不下去了。用药问题实际上最终摧毁了一支运动队。
兴奋剂确实是个很大的原因。连续使也不对，不使还不行。临打比赛了，左右想想敢不敢。如果是民间化的比赛，好比说北京国际马拉松，那咱就用;要是亚洲以上的正规比赛，就不敢用。实际她们已经被兴奋剂摧残坏了，除非拉一支新队伍。老马这个时候也毫无办法，他也是兴奋剂的受害者。就在这个时候不久，就从多巴撤下来了。
记者：但没有继续使用兴奋剂的王军霞还在奥运会上拿了金牌。
赵瑜：王军霞后来拿奥运冠军的时候，她的成绩并不行，是她非常有经验。反正大家都不敢用药，我就可以用经验来拿这个金牌。她的名次好，但距离她个人的最好成绩差得远，一个5000米要差一分鐘。
记者：现在看来，《马家军调查》的意义有多大?
赵瑜：说到底就是辽宁省一级的女子中长跑运动队，一个教练，十来个闺女，完了。它不值得写这么大。
“报告文学别天天跟著歌舞昇平”
1985年，赵瑜在报告文学《太行山断裂》中提到山西一起煤矿透水事故，15人经抢救脱险，7名矿工遇难。“这样发人深省的重大事故，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却被上上下下有关部门，片面地当成改革当中的一曲凯歌，去唱个没完，先后在国内二十多家报纸、广播和电视上发表“凯歌”报道和播出宣讲实况。”
2010年4月初，赵瑜奉山西省一位副省长兼文联主席之命，带领作家小分队前往临汾，采写震惊全国的“3‧28”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领导的意思，当然是正面宣传。这起围困153人的事故最终有115人获救，38人死亡。赵瑜写出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直接点出这起责任事故的要害：国有大企业只顾追逐利润，层层转包;为提高经济效益而催赶工期，严重忽视安全。
他没有给任何人和部门审稿，也没有在山西发表，而是直接拿到北京一家杂誌发出。等到山西有关方面得知，晚了。
记者：2010年去王家岭采写矿难，上面本意是让你们写一篇正面报道?
赵瑜：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陆续救出人来了。省里肯定是想让我们写一个正面宣传性质的东西。我们刚回来的那天，居然山西就出了一本书，叫《王家岭大救援》。这种事我们深恶痛绝，不可能去写歌颂的东西。
1980年代我就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了，他们不会太明确地告诉你必须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最后出来的时候，我拿到北京发了，连杂誌带单行本。明知道不是人家所愿，拿到山西发不是为难人家编辑部嘛。
倒是没人对我个人说什么，派我去的副省长，也是省文联主席现在调走了。王家岭这事以后，我们俩的关系就变得有点尷尬。但是我觉得很坦荡。
记者：你有一本书叫《开眼》。你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这部作品。
赵瑜：那就不是我写的书，是掛我的名字。当时我们跟电力系统一个老编辑关系特好，他要给电力系统出几本书。四五个作家加盟做这个事，非要把我拖进去。电力系统有钱是肯定的。四个题材，我选了一个：中国还有多少百万户人家没有电灯。我的助手去跑，大凉山、海岛。那些地方正在进行户户通电工程，国家级工程。
你可以不去跑钱，但不能说钱到你跟前你都不挣。就是像商人一样，可以少挣钱，但是不能说人家来你这买吃的，你说我今天不想卖。
记者：都卖吗?还是有标准?
赵瑜：我拒绝的太多了。
你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社会也会惩罚你。
记者：你认为，中国报告文学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赵瑜：越来越矮化、犬儒化。歌功颂德的东西已经把报告文学的形象全给破坏了。从1990年往前，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伤痕文学，揭露“文革”的痛苦，追求改革开放，追寻新的中国道路。之后，歌功颂德的东西就出来了。
记者：报告文学还能再復兴吗?或者说再恢復到最开始的本来面目?
赵瑜：应该这样去理解，文学如果过度被人们重视的时候也是会畸形的。正如“文革”时期，大伙都去看一个《金光大道》，八个样板戏，没了。强化到这种地步是不对的。文学艺术所谓的復兴，所谓重新回到人们的话语中心，就要警惕刚才说的这种危险，警惕文化专制。
文学艺术应该有它自身的使命，应该有自身的标桿和段位。这只有依赖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同时还有读者整体素质的提高。《马家军调查》当时为什么被炒得厉害?实际是读者当中的两种思想激烈碰撞的缘故。一种思想认为，这个劳动模范、民族英雄不能批评。
第一，我们本身对老马没有任何恶意;第二，就算是我批评他又怎么了。今天网上谁不敢批?
报告文学要发展，整体作者队伍要更加有理性，别天天跟著歌舞昇平的。
创作者会强烈受市场化的拉扯，赶紧搞点糊里糊涂的活。比如说美女打日本人一定好看，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美女打日本人的片子。美女都能在一个城市里把一支军队打成这样，那还需要八年抗战吗?老百姓没人接受，也就没人再拍这个了。这也是进步。
记者：你遭受到最严厉的责难和批评是哪次?
赵瑜：应该说都是，都不是。文学艺术属于一种相对间接的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这种相对间接的干预能给你定个什么罪名吗?拿我1985年写的《太行山断裂》来说，当时我们这个地区的干部基本上是人手一册，复印的。复印机都印坏了好几台。山西当时的领导非常恼火，把这件事正式定性为一个党员作家犯的错误，“就此事必须做出严肃的批评和教育”。有领导正式跟我谈话，非常严肃。
假设把我们放到1957年，千刀万剐!但是那个时代到底过去了。我有时候觉得不要牢骚满腹，更不要天天叫苦。你就不想想，今天你还敢在这发牢骚，搁那个时代谁敢啊?
(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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