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柔”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论。毕竟辩证法也说，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柔这个次要矛盾，也可能转化为主要矛盾。又其实真要论起这个“柔”，中国人不仅不怕论，论起来还真是有大大的本钱。因为这个“柔”，中华不但“有”，还简直都可以当全世界各族各国“柔”的老祖宗了。
　　《道德经》的哲学理念，叫作“无为无不为”。那便是个第一等的柔。“无为”的意思是，无主观臆断的作为，无人为之为。也就是说，一切遵循客观规律，绝不要有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顺天之时，得人之心”，“顺其自然趋势而为，无亲无疏，无彼无己也”。无为而治，就是说什么都不做(顺应)，天下倒可以得到治理了。所以老子讲要復归于婴孩，返朴，无为。庄子讲要齐物、自然。——真个是“柔”到了无以復加的地步。
　　至于说到“妙”，更不输与人。“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真正的道，是不可命名的，是说不出来的。要是能说出来，便不是真正的道了。那个微妙精妙的程度，都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妙”到无可言传的地步了。
　　然而，——起承转合的咱也来转它一转。辩证法的内因外因关系原理又说，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偏偏咱们这个“柔”到极点的“内因”，它却转不出头顶神权与议会的王室、转不出贵族带著百姓与王分利的“民主”结果;转不出“耕者有其田(孙中山言)”的“民主”结果。底层贫苦百姓直到上世纪，也作不成自己脚下那片土地的主人——最基本最原始含义的“民主”。
　　正是没有这个内因的发展，便导出些咱中华大“有”而英语民族绝“没有”：他们没有到了二十世纪还出来贫农要饭的解放诉求，因为已经早就没有了贫农要饭;也没有到了二十世纪才出来个“国共合作”，因为他们的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早就做成了其他国的榜样;更没有出来个拿起屠刀破坏国共合作，因为民族内部的“民主”萌芽一直持续生长及完善。
　　至于策划武装“反攻”本民族贫农要饭的事业，还策划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想借西方(主要就是英语民族)的力量来助这个反攻，英语民族就更没有。到了今天，还想倚著那力量，对内向自己民族的这个解放事业进行所谓的“柔性”加“刚性”的“围剿”、“反攻”，它也没有。
　　国家民族贫弱了两百多年，做了他民族口中之食两百多年，有些人号称生平所追求的，是西式的自由与民主，却至今依然不敢正视英语民族当年对内“柔性”解放贫农要饭的事业，不敢去抓出自己民族为何沦落为何贫弱的主要矛盾，只管空谈著毫无内容的“柔性”与“刚性”，反对自己民族解放贫农要饭事业。这等子孙，英语民族更没有。
　　所以读著《历史的刚与柔》这样论民主的文章，那个感觉，犹如远远地，看到一艘巨轮，说是满载了要救中国的大大雄心，拥著浩浩荡荡的大洋之水，从容而来。到了码头，却见一船之大，只载一根稻草。要去询问那押船之人，却发觉他早在那激流险滩处，爬上了岸。此时轻轻巧巧地说，他倾尽全力找到的救中国之物，正是他这艘巨轮，千辛万苦载过来的这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