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给他“东西联大”的学生上课。他说自己办“新闻私塾”的原因之一，是“恐怕也对大学教育有一定的不满。

　　“很多政府部门，智商不断提高，情商依然很低。”当著国新办和各部委新闻发言人的面，白巖松没客气。白巖松经常要参加这样的“座谈”，实际上，是针对政府发言人的媒体素养培训。但更让他尽心费力的，是奔到高校去，培训年轻人。
　　这两年，他隔三差五到高校做讲座，搞了“新闻私塾”，办了“东西联大”——从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到西边的人大、北大、清华，招收11名一年级研究生，每个月上一天课。上课的教材和教案都是白巖松自己备的，演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讲工作后八次租房的故事，谈“蜗居”、“高房价”，谈“拼爹”和“富二代”，也谈“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回想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讲座开拓了视野，不一定是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因为反对，才有了收穫。”白巖松对记者说，他希望自己最终能走到一百所——哪怕是五十所高校，“讲讲人生，讲讲新闻，也可以讲讲音乐，影响很多年轻人。”

　　新闻人都面对无形的墙

　　记者：你怎么看《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
　　白巖松：舆论监督还是在进步。不过《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了，因为整个舆论环境和整个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上升的势头，反而下降了，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
　　《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它也不可能回到当年鼎盛时期，除非它一如既往去做舆论监督节目。如果过去你打的是苍蝇，现在是不是可以经常打打老虎，是不是可以从整个国家需要的大方向去进行舆论监督和推进?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难走到这一步。
　　记者：你也抱怨过，“自由迁徙不准提，可这是李克强总理说的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PM250，也不准提。”这时候怎么说服自己?
　　白巖松：这个问题，我想过不止五年了。严格讲，在做新闻方面，我能量只发挥了50%，甚至不到。但全世界哪个地方，新闻人不面对一堵无形的墙?全世界记者都处在同样的处境，对手不同、压力不同，无形墙的内容不同，但全有。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
　　选择一个职业，就意味著选择一个生活方式。新闻界都是把男人当畜生用，把女人当男人使。当你沮丧、抱怨的时候，突然新的新闻来了，他们忘掉一切，马上投入其中。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恰恰我会乐观地做事，因为结局是注定的。
　　记者：即使只施展了50%的能量，但你没有像其他人离开央视。
　　白巖松：新闻这条路，我没把它当成短跑。它是彻底的长跑，看不见终点，你能够一直坚持跑下去吗?
　　《东方时空》初创时，舆论监督初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过去一个官员第一次接受採访的那种真诚，一眼就露在外面，现在人家都久经沙场了，干部培训都讲媒介素养，和媒体打交道的整体水准提升了。
　　很多记者说中国採访不容易，我说去国外採访更不容易。国外採访都要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问题，EMAIL、传真一定要过去，给你多少时间，旁边还有人监督。我们反而要更容易，将来会更难。但再难，还是可以往前走。
　　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在中国做新闻，哪家媒体能够像中央电视台一样，可以近距离接触所有新闻事实，拥有同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闻1+1》的“十八大观察”，我把“民”字确定为“十八大观察”的关键词，后来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露面的时候，讲了19个“人民”，参与核心报告的学者也说，核心就是“民”;
　　“新常委们的十五天”我用四个“平”字评论新常委们半个月的工作，接下来是“新常委们的二十天活动”，我们也进行了直接、放鬆的个人化评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没有的。
　　为什么要变革，因为我厌烦了原来那种刻板、散文化的新闻语态，新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科。
　　全世界把时政新闻当富矿，但是我们这里传统时政新闻报道变革不大，包括《新闻联播》在内。我期待，我们的时政新闻能够提供更多的转变。
　　记者：你在新书里提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任时也会看你的节目，还会发批示。广州亚运会解说后，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肯定了你的解说。
　　白巖松：1998年抗洪报道，我发现无数个沿江家庭，都是三四个孩子。我在《面对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强调超生现象。节目播完几分鐘，江泽民总书记给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打电话，接著张维庆写给我一封亲笔信，当天上午就召开全国电话会议。
　　广州亚运会白话版解说，直播完第二天，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对我们台长说，“昨晚白巖松的开幕式解说好啊，尤其是开场白。”后来，中央电视台为此给我发通报表扬。
　　这提醒了我，过去很多事情我们不做，总抱怨环境不允许，但很多事情没有做障碍是不是因为自我限制?
　　记者：中央领导的重视，会让你有更大的话语权吗?
　　白巖松：不会。有时候某期节目，因为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了，你报道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带来某些方面的改变和促进。但你知道，它不一定是你做得很好的节目，也不是我做新闻的原动力。

　　是顺势而为，不是顺坡下驴

　　记者：怎么看新闻频道这十年?
　　白巖松：新闻频道生逢其时，它是几代新闻人的梦想。2003年5月，我和李瑞英、敬一丹、罗京是频道开播最先说话的4个人，开篇词是我说的。
　　十年里，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新闻的面貌，让电视直播成了新闻常态化。此前，大量的新闻节目都是录播的，严重滞后，新闻播出的时候往往是旧闻。
　　十年里，新闻频道每天几百条新闻，量够了，但质做得怎么样?人们最关注的那三两条，做得好不好，有没有质感?大量的信息重复，滚动性和及时性不够。另外，好记者、好主持人、好编导诞生了多少?你会发现，没有多少。新闻频道，还是吃历史遗留的底子。
　　我得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的时候29岁，那年破格提升高级编辑，我做香港回归，做三峡大江截流……我们幸运地赶上了那次新闻变革。但现在一切都求稳，没有新的机制变革，没有新的节目，也没有出新人。
　　最后就是悲观。中国传媒吸引不了优秀的年轻人。人才来了，如何留住他们，给他们发展空间?张泉灵做电视十年，李小萌也过四十岁了，但我们没有制度改革，培养年轻人接班。
　　记者：你怎么看待方宏进、崔永元、李咏、柴静的离开?
　　白巖松：一个单位有人走来走去，太正常了。这些问题不是我该谈的，最重要的是我还在央视，我该做什么?
　　《新闻1+1》五年下来，事实证明，风险远比我当初想像的大。今天你批评A部门，明天批评B部门，后天批评C省，大后天批评D市，都有可能。五年下来，你觉得我得罪了多少人?
　　我只是顺应了新闻逻辑。综观历史，人只能顺势而为，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顺坡下驴。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电视还能在传播这个阵地上扛多久?我们周围的舆论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的机制要不要变革?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多的是乐观，但想让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接挑战。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记者：你对大学新闻系的教学满意吗?
　　白巖松：有时我挺惊讶，居然有很多新闻系没有採访课!我每学期要给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一堂课，我就跟他们提，后来他们从2012年下学期开始，聘请全国媒体人过来讲採访课，把採访课纳入到课程体系当中。
　　我的“东西联大”座右铭就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开始行动。”
　　我跟温家宝总理当面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都不是把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而是为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只有把这个思维转过来，很多的教育理念，包括教科书等，才会发生真正的正确的改变。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确很担心大学的教育，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恐怕这里也存在一定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