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广州一名城管队长王宝林任职期间收受贿赂，在法院审理案件时，王宝林也说了类似的话：“行贿人都是通过中间人来行贿，这些中间人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我不收的话，得罪不起。”一句话，他是身不由己。2005年，四川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受审时，也曾在法庭上说出惊人之语：“县委书记『封嘴』后，我为了保住『乌纱帽』，不得不收下!”
宁愿违法犯罪也不敢得罪领导，一方面说明有些领导干部权力过大，已经不受制约，想打击谁就打击谁，想排挤谁就排挤谁;另一方面也说明，法律的惩戒力度还不够——在一些人看来，得罪领导的后果是直接的、明显的，而违法犯罪却未必会受到法律制裁。身处这样的环境，个人行为容易受到身旁人的影响，一旦大部分人贪腐受贿，而你选择“独善其身”，那就立马会被边缘化，受到挤兑打压甚至是栽赃陷害。
想不腐败难，难在“钱推都推不掉”。涉嫌受贿的广州市天河区原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郑希云自认为权力并不大，干部任命有严格程序，他作为组织部长起不了很大作用，谈不上关照了谁，“可他们总认为我帮了他们，都拿著钱到家里感谢我，我推都推不掉，有时双方甚至推让了半个小时，全都『红』了脸。这官不好当，坐这位有时没办法呀……”
有人也许会认为，官员在发现上司和同僚也收钱了之后，应当向上级反映、举报。但是，面对腐败“足够的诱惑”，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有效的内外监督，单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有时是难以抵挡的。世上没有天生的罪犯，也没有孤立的犯罪。正是制度约束的缺失，正是监督的软弱，官场才会出现“不敢不收钱”的可怕潜规则。
腐败慾望的滋生可怕，但与腐败慾望的滋生相比“不敢不收钱”的腐败心态更可怕。如果说，走向腐败真是一名公职人员无可奈何的事，那么，反腐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如果权力和权力之间不是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是相互勾结、为合谋私利而呼应关照，那么，官员清廉之路就会非常狭窄。正因如此，不少干部想反腐败是困难的，不腐败也是困难的;反腐败站不住脚，不腐败也可能要丢官。也许反腐正面临著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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