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日本上演钓鱼岛“购岛”闹剧以来，短短两年里中日之间进行一系列外交较量。在2014年这个甲午年，中日关系“可能是历来最差的”。这种“最差”不仅表现在官方的交往上，也表现在网络空间、各类媒体评论的字里行间。群情汹涌的时候，情绪化的词语往往能获得“一边倒”的认同，而理性的声音则会迅即被“情绪暴力”淹没。
　　中日关系当前出现的问题，根本原因在安倍及右翼势力的挑衅。但日本除了安倍所代表的右翼，还有很多其他力量。仅以政坛而言，除了安倍所在的自民党，还有在野的社会党、共产党等等，即使在自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也有不同的派别。我们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仅仅看到一个安倍，却看不到日本政坛多种力量，看不到日本人民当中的亲华力量。
　　中日友好源远流长。即使国际环境恶劣的冷战时期，日本对华友好人士对中日两国友好大局也曾发挥过巨大作用。其实，在日本至少有五大类人士对华友好：战争反省友好派、慈善友好派、文化友好派、经济友好派以及官方友好派。
　　战争反省友好派既有日本国内的反战人士，也包括以各种方式从中国回国的日本人，其中不乏战犯。他们因反省战争而对中国人有负罪心态，因而致力于中日友好，这是日本人里感情、认识最接近中国的一群人。这些人有时比中国人更在乎中国，对中国的友好始终不变，只是受到年龄、身体及经济实力的制约，对于中日关系的恶化，这些人最为焦虑，总是自己埋头出力，想方设法去修补。
　　再说经济友好派，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等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批日本客人，与新中国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从此以民间交往为契机，一大批对华友好派被培养出来。虽然这批人较为理性，利益为先，友情为次，但利益往往比感情更能驱动人。
　　上述各种亲华力量，都是我们在两国交往中应该拉住的力量。我们不应把他们推向对方的阵营里去。要分化对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压力要适可而止，打压力度越大，对方被分化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一致的短期目标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一旦外部的环境改变了，内部原有利益衝突就会凸显，堡垒就有被攻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