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在八百年间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没错，我们确实选择过，也探索过，实践过，西周创立的封建制度或邦国制度就是。是啊，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包产到户，处处都与帝国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如果试验成功，岂非可以走上另一条路?可惜，并无可能。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
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以及与西亚的区别，就在于各邦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这样一个“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运”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国时代”所没有的，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堪称独一无二。
结果是什么呢?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孔雀帝国等等相比，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须有。战国无天子，天下就争战不休，乱作一团。帝国的诞生，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王变成了秦始皇，或者汉高祖，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华帝国，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国。这是幸呢，还是不幸?这是命运，还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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