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上小学前后，七十年代末，进出弄堂，时常会遇到一个默默扫地的老人，带着眼睛，瘦瘦高高。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只不过那个时候我太小，于是，他显得很老。
　　奶奶一次次严厉警告，千万不要和这个“四类分子”讲话。我当然不懂啥叫“四类份子”，但是听奶奶的语气，那一定是一个“坏人”。在我童年的判断裡面，人之分成两种：好人和坏人，这是看电影的结果，因为电影裡面，不是“坏人”，就是“好人”。
　　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四类分子”，其实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后来又加上右派，也就是“黑五类。”
　　我已经不记得哪一年，他再也没有出现在弄堂裡面。后来，我时常会想起他，不知道他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当他在弄堂裡面扫地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他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可以不再做这样的事情，还是以为，生活就是这样了?
　　八十年代初上中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中午吃过午饭，在学校的阅览室看杂誌。我最爱看的是“收穫”，“小说月报”，还有“人民文学”，裡面有太多的中短篇小说，正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伤痕文学”，读到了一个个关于知青们的故事。不少的文学作品把知青生活描述的单纯而浪漫，当年的伤痕，被轻描淡写，显然符合这个社会”向前看“的主流价值，当然，这种主流价值，是由那些”成功人士“所定义的，而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曾经的知青。
　　但是我会觉得疑惑，因为八十年代透过文字看到的那些痛，，那些不堪，那些丑恶，我旁观的那些人生，实在和摆在眼前的浪漫无法连接起来。或许，沉默的，是大多数，或许，可以看看网络上那些愤愤不平的微弱声音，或许可以问问那些曾经的知青，过去是否真的，那样值得留恋?
　　关于文革的研究，受难者的访谈很多，反思的文字也不少，不少还出自红二代，但是九十年代开始，鲜有在中国内地的媒体上出现，直到这两年，内地媒体开始零星有一些文革经歷者的声音，他们大多是透过媒体为自己曾经的行为表示歉意。
　　八十年代，也就是我的中学时代，十年浩劫是提及文革的官方用语，儘管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但是对于像我这种想要瞭解文革的年轻人，有着充足的空间和资讯，除了审视伤痛，也看到经歷者们对于人性扭曲的反思。但是现在，文革变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也因为这样，曾经的造反派，同时也是红二代的陈小鲁和宋彬彬的公开道歉，会让外界格外的关注，希望能够因此展开更多关于文革的讨论。
　　读到一个访谈，陶铸的女儿陶斯亮说：“不管在“文革”中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我们这些后代聚到一起，大家摒弃前嫌，回忆父辈走过的峥嵘岁月。我们不会去谈“文革”那些事。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恩怨随风去吧。看到这个大融合的景象，我是很感动的。如果把父辈恩怨一辈辈传下去，这样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红二代们能够相互和解，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真相，明白身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缘由，但是对于普通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在没有真相的前提下谈论和解，显然太不公平，而没有和解，就无法消除怨恨。
　　因为不谈论文革这段歷史，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文革，于是，迟来的道歉，他们只看到”一笑泯恩仇“的潇洒，不知道背后的伤口到底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