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这部奇书虽被作者隐去时间、地点的真相，但却没有人会怀疑它和现实世界的紧密相连。而当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试图还原它历史真实的面貌时，又会被作者带入宗教的幻境。青烟裊裊之中，使人经历混沌和迷茫的熏洗，质疑之后，竟然不自知地生出了顿悟世间众生相的胆量。这便是曹公所著《红楼梦》的妙处，似梦非梦，似真亦幻，一隻有形的笔和一隻无形的手，将人间的有限和宗教世界的无穷相融。
《红楼梦》中主要涉及的先秦思想包括道家和儒家。
道家思想对于理想社会的设计算是相当完备的。然而“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现实生活中运作。健全稳定的社会为了避免瓦解，必须要能够保证混乱度的增加尽可能小，而保证这种趋势的条件就是与外界能量的稳定交换。任何一个孤立系统都会向熵增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看，儒家思想对现实的考虑要更周全一些。
从杏坛教学的开山之笔，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走向成熟，作为中国人入世的宗教，儒家思想主导中国古代文化长达近两千年。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影响最为深远，对个体规范的要求和理想的设计实用而充满理性。这也正是《红楼梦》所描写的以贾政为代表的，当时社会主流人士之所以遵从儒教理念的道理所在。正是因为儒教一直伴随著贾家的辉煌，是贾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贾政们”教导“众宝玉”研读四书五经的逻辑也就顺理成章了。
曹雪芹在经历了曹家从康熙时代地位显赫，直至雍正五年曹頫被革职抄家;乾隆初年曹家再次遭受变故，彻底衰败，至曹雪芹亲历的举家“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以粥度日的生活。家境的败落和困顿的生活，使曹雪芹对世态炎凉有了深刻的体察，对世间的人情冷暖有了透彻的认识。此前曹雪芹对儒教思想的研习，根据他家庭境况分析，应当是相当深入的。可当他及他一向尊儒的家庭受到了清朝的挤压，经历了家道败落的过程后，他便对儒家思想开始了质疑。这种质疑，在《红楼梦》中随处可见。比如《好了歌》一首，是对儒家价值观最直接的嘲讽。儒家追求的功名利禄，在佛教的“空”与道教的“变”面前全都化作了虚无。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再有一处是第五回中，宝玉来到秦可卿卧室，看到墙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忙说道：『出去!出去!』”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室宇精美，铺陈华丽”说明贾府当时的兴盛;其二，墙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说明儒家思想是与贾府的兴盛共生的;其三：宝玉的连著两个“出去!出去!”表明曹公笔下所流露出的对儒教的反感。
墙上这幅对联本意是劝勉书生在修学之餘洞察世事、通晓人情，但在宝玉的成长中，它变成了父亲为他设定的一切有关功名、权位的努力方向和终极目标。儒家的功利一面，在此一览无餘。
说也奇怪，按常理，宝玉这个仅十几岁的少年，哪有厌恶某个陌生学问先知先觉的能力，这分明是身经家道从兴旺至衰败的曹公，借宝玉之口在表达他自己对儒学的态度。
此外，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如贾雨村的描写，还表达了另一种对儒教不满的情绪。也许正是因为儒教对个体和社会间所做的理想和道德规范的要求过于完美或称苛刻，正所谓过犹不及，实用不自知地演变为了功利，理性蜕变成了事事动心机裁度。这样的例证也是颇多的：
在第一回，甄士隐邀请贾雨村喝酒，席间贾雨村即兴赋诗：“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盘。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得接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甄士隐听后，“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
贾雨村出身贫寒，根子上，曹雪芹对这种人的野心是暗中鄙视的，从他给所起名为“雨村”也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因此也不难看出，曹公替雨村所作“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用意。“团圆”有完成、圆满的意思，读书人十年寒窗，功成名就之时，也就领会了“满把晴光护玉盘”的光彩照人。贾雨村希望自己初涉宦海即崭露头角，也就是“天上一轮才捧出”。带著对未来仕途的憧憬，贾雨村赢得了“人间万姓仰头看”的荣耀。儒家的“成功学”，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小到大接受儒家教育理念，贾雨村意欲借此诗表达对自己官场生活极高的期望，在儒家主导的社会里，这“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对有意为官的读书人最具诱惑。
后面甄士隐慷慨相赠，事实上对贾雨村是雪中送炭的大恩，而回应的却是“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这描画的不正是饱读诗书的穷书生的“事事动心机裁度”的模样吗?
不论是程式严格的儒家、法家，还是各方面都更富有弹性的道家，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如果用于管控群体的思想动向，那么它就是一种或多或少的政治手腕。这也是哲学系为什么常常归于政治学门下的重要原因。法家的高效，伴生的是“暴政”的阴影;道家的回归，固然有社会背景制约的因素，然而这种高度自由的宗教形式有著独特的功能：法家和儒家无法解释的现象往往可被道家的维度所揭示。
儒家是一种适宜付诸教育理念的哲学。它以“仁、义、礼、智、信”作为人立身的原则，易于实践且易于接受。但儒教不是一种啟蒙式的宗教，儒家也不是洗脑式的哲学。第五回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此处过一生，纵然失了家，我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去。』”很少有孩子心甘情愿地接受长辈灌输的正统儒家思想，就连儒学泰斗级的人物王阳明也承认：“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贾宝玉就是以上观点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註解。在他这个年龄段的其他孩子正被迫在四书五经上花功夫，而宝玉却整天和大观园里的女孩儿们风花雪月，吟诗弄画，对四书五经这些“教学大纲”要求的文本提不起一点儿兴趣。
无疑，儒教是一种表里都十分务实的宗教，在漫长的时间里不断内化成为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处理和讨论的是尘世基本的伦理关系。即便如此，儒家也有其理想化和辩证灵活的一面。可以说在儒、法、道三家中，儒教的范式并不那么严格。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种宗教，让中国古代的社会秩序没有走向失控的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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