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市场化进程中，媒体脚踩体制内外两条船，以“纸(版面)”赚钱，依靠广告收入，在建构起一个个传媒集团的同时，也為从业者收穫起财富和社会声望。然而，某些媒体和媒体人的“名”和“利”并没有带来其“第四权”背后的社会责任的同步生长。这主要的原因是言论自由的某种程度的限制而导致的媒体的生存状态：纯官方媒体的“喉舌”定位和市场化媒体头上所谓“金箍”。经济放开、市场放开，但“宣传有纪律”。在“宣传”大于“新闻”、“讲政治”的“大政方针”下，各路媒体“闷声发大财”，自我审查，不越雷池半步。一个在互联网媒体侵润多年的朋友曾刻薄地说：媒体就像婊子，谁给钱就能上。
　　研究政治学的同仁常说，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国家(政府)。可是，如原子化的个体组成的一袋马铃薯，如何对抗高度组织化的官僚体制?“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其实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组织化程度的基本相似;否则，有组织的少数永远能够打败无组织的多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民情的意义就凸显出来。“社会”是什麼?又在哪裡呢?在我看来，一就是组织化，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二為公共舆论，表现為新闻传媒和公眾话语。社会在媒体中。除此二端，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抽像名词。
　　社会的声音通过媒体发出来，社会的集体理性也通过公共谈论来凝聚和整合。媒体责任重大，有“第四权”的美誉，而媒体人因其背后的大眾的话语力量而被称為“无冕之王”。然而，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下，在市场经济力量的诱惑下，媒体在资本逻辑和社会责任之间，明显偏向了前者。于是，很多媒体不仅不能也不敢严肃地报道政治问题，不愿也不敢直面官场腐败和社会弊病，而是走向了最保险的“三俗”之路，社会问题娱乐化，娱乐问题色情化，而色情问题呢，又政治化了。一些媒体人的摄像机，不是对准了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官场的腐败，不是对准了资本的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不是对准了民生问题和弱势群体的艰辛生存，而是对准了政治上的歌功颂德，对准了官员门的“报告”和“成绩”，对准了娱乐圈的声色犬马和无病呻吟，甚至对准了公眾的下半身。如此，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去了哪裡?公平正义又从哪裡得以呼吁?
　　我不能要求国内的传媒如美国同行当年一样去“扒粪”，但请某些媒体不要為了几张钞票去拍马溜须;如果做不到仗义执言為万民“鼓”与“呼”，也请一些媒体人不要动不动就把摄像机对准民眾的下半身。事实上，普通民眾的下半身，倒是跟“美好社会”的风俗人心关系不大。真正妨碍了美好“中国梦”、拉底社会风俗的，是官员们的下半身。正如对联所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由此可见，监督官员，监督权力，才是媒体摄像机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