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问我“中国是不是亲日的国家”，我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No”，至少短期来看，中国不太可能转向“亲日”的方向，我们也不必期待中国大陆变成这样一个社会。
　　让我為大家介绍一个典型的事例：2005年4月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时，我去了游行的现场。游行本身并没有我想像得那麼激烈。虽然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呼反日的口号，然而参加的人们既没有引发暴动，也没有让人感到现场很不安全。
　　而整个游行中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参加游行的很多人，都拿著数码相机拍摄游行的过程。他们一个个手中拿的数码相机，要麼是佳能要麼是索尼，总之都是日本的品牌。人们高举著一隻手大喊“反日”，而用另一隻手拿著日本產的数码相机进行拍摄。没错，这裡也能看到中国式的双重标准，或者说，也存在著关于“反日”的自相矛盾。
　　如果你直接问中国人“是否喜欢日本”，恐怕很少有人能毫不含糊地说“喜欢”。然而，日本產品和日本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很难割离出去。中国孩子们从小看著日本动画片长大;长辈们阅读过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学生们读村上春树或东野圭吾的小说读得入迷;而等到手裡有了钱，就大量购买日本製造的电子產品。而且一旦网络上“反日”的留言暴增，就必然会出现反思的声音(比如“钓鱼岛事件”发生的当时也是如此)。“你们只知道批判日本，中国政府又做得怎样?”这样的意见，至少已经佔了2至3成。
　　2011年1月，足球亚洲杯半决赛的第二天，我正好在北京市内乘坐出租车。前一天日本足球队对战宿敌韩国队，最后通过加时赛和点球大战取得了进军决赛的机会。可能是因為我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我一上车，他就向我表示祝贺：“日本队昨天踢得不错。”而且，称自己是“铁桿儿球迷”的司机师傅这麼对我讲道：“论足球，日本绝对走在亚洲的最前面。无论是战术还是技巧，中国都必须好好地学习。”
　　我惊讶于他冷静的分析，忙向他回礼致谢。然后他又接著说道：“有些中国人，没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日本队的成功。為什麼呀?都是踢球踢得好的球员，跟国界和国籍有什麼关系?同样作為中国人，我替他们脸红。”
　　提到足球亚洲杯，肯定会有很多读者回想起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那次比赛。在赛场上，中国球迷要麼对日本队的选手们喝倒彩，要麼朝著日本球迷扔饮料水瓶，举止极為粗暴恶劣。不过，虽然有中国球迷向日本队员喝倒彩，而在今天，也有像刚才提到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友好的人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两者都真实存在于当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