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官方并未公布李量落马的真实原因，但李量的落马或了无新意，与任职发行部的权力寻租有关。据报道，李量的落马并非事出投资者保护局，而是李量当年「叱吒风云」的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和创业板发行监管部，李量出事或因权力寻租，经由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掮客，与拟上市公司接触，为公司IPO获得批文提供便利。
其实，证监会成立以来所有涉案官员，大多集中在发行部和上市部两个部门。而之所以这两个部门案件高发，就是直接掌控企业上市过否的「生死大权」。有权也意味著有「油水」可捞。无论是官员主动性牟取私利，还是被动性被企业贿赂所瓦解，皆因赋予监管者过高的监管权力。而监管权力背后则是中国资本市场过于浓厚的「人治」色彩。
这种浓厚的「人治」色彩归根结底在于计划体制。中国资本市场最开始设计的目的是为了紓困国有企业融资。同时，上市审核制度也沦为部分发行官员的「融资」工具。因而很大程度带有行政管制色彩。
正是这种行政管制，导致证监会拥有成熟市场体制下监管机构所不拥有的权力。例如，决定哪类企业、甚至具体哪家公司可以上市、上市配额等。当初房地产行业不容许上市、直到现在上市房企股权融资仍未放开就是例证。
监管者谁来监督?
「人治」所赋予过高的权力，在一个充满利益纠缠的市场里，难湿鞋注定是难免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监管的「不设防」导致没有有效武器抵御外界贿赂式的入侵。作为从事监管市场工作的证监会，理应接受市场监督，但却形同虚设。
典型的例证就是现行机制下驱动的利益联盟体。准上市公司、保荐机构、审计公司、会计公司等与证监会存在利益关系，均直接或间接构成利益联盟。而依赖媒体监督则有出现中国奇葩式的四报一刊，即所谓的「信息披露指定媒体」。这种指定媒体在事实上听命于证监会的领导，已经不可能行使对它的监督功能。而游离于指定媒体之外的媒体，部分因商业利益驱动早已收了保护费。
这种单行的监管模式历来詬病还反映在监管者法律模糊或有限的自我约束上。即便新《证券法》更多的是赋予证券监管部门核准证券发行权力，包括描述监管机构的权力执行范围等，但对于监管者自我的权力约束和相对违反责任则轻描淡写，或者惩罚太轻。例如，违规依法追究责任。对审核同意违规上市的，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显然，这对权力执法人员约束有限。
其实，作为市场的铁律，权力和责任应是对等的。拥有核审大权的同时，新股发行的问题和责任理应发审委承担最终的责任。正是这种不对等现象，成为A股市场低成本圈钱的根源所在。
呼唤注册制度出台
资本市场内在要求高度市场化与过于浓郁的「人治」色彩，以及「不设防」的监督，将呼唤註册制度出台。
尽管中国股市成立23年以来，新股发行体制的进步有目共睹，但现行的制度仍摆脱不了行政的色彩。企业发行股票的整个过程，理应是企业与投资大众的交易，其博弈也应在这两个主体之间展开。
但是，现在的股票发行模式，却把投资大众拒绝在博弈门外，由监管部门发放「通行证」，再由机构与发行企业串通询价，然后瓜分大部分股票，投资大众只能凭网上、网下抽签得到有限的新股份额。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投资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人为定出的发行价。
由此，呼唤国外成熟市场的註册制迫在眉睫。註册制强调的是市场化自由投融资，要求监管机构回归监管本原，重点在IPO制度框架上的完善与优化，在投资价值判断方面让位于市场。过高的定价和不被投资者看好的企业即使通过註册登记，发行也可能失败，这才是市场化应有之义。
而目前市场预期註册制推出则面临著修改《证券法》的困境。其实，法律未完善前，并非是註册制推出无法逾越的障碍。因为按照核准制的原则来执行，发审委完全可以不用实质性的审核，证监会的职责是合规性审核和监督，完全可以将价值判断的审核权力交给交易所，让其分担实质性审核的第一道闸门，让中介机构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证监会发审委按照程序的合规性来行使最终的否决权。
李量落马像是一面镜子，凸显出A股市场难医的「人治」之病。
李量是谁?
诗人李量
十年前发表在上海证券报的一篇文章，诗人李量的面貌第一次局部呈现出来。当时那篇文章介绍李量时说：李量，博士。1965年7月生于巴国重庆，游学川大、人大、中国社科院，醉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虽供职于证券监管机构，却发表过近两百篇诗歌散文，出版有《现代金融结构导论》等专业学术著作及《欣欣行微》等文艺书。
忙里偷闲钟情文化史，散漫悠游忘忧山水间。自幼习书法，真行草隶中品味笔墨意趣;闲来擅「手谈」，黑白阴阳间感悟势行机慧。随年轮滚动，诚信于真挚人生，善待随缘。
2014年的11月6日，李量还在北京一家酒吧举行了其诗歌朗诵会，包括谢冕等知名学者与会。
网站介绍，李量的诗歌之路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川大组织「新野诗社」时，后有诗集若干部，但小编查阅各大图书网站，均未见有售。不过出版界朋友介绍，诗歌历来小众，找不到也属正常。
博士李量
比照一般职员来看，李量进入证监会的起点颇高，在远赴哥大之前，李量在国家计委经济综合司计划管理处任职副处长，在此期间曾发表多篇论文，部分文章曾与当时在计委任职的著名学者郑新立一起署名。
这一期间，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企业改制，市场调控、产权问题等领域。
远赴哥大期间，李量曾撰写的中文论文包括《泰国货币危机：教训及其启示》。
从2001年开始，李量开始不断的在三大证券报上发表证券方面的研究文章，内容涉及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境外上市等多方面，2004年前后则集中在保荐制度方面。这可能是李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丰产期。
从这一路径看，李量也可以冠之以「学者型官员」之名，不过与大他10岁左右的郭树清等人相比，李量尚未能赶上80年代中期价格转轨等大事件。
监管者李量
作为监管者的李量，在证监会是从设计保荐制度开始为外界所知的。早先他还曾担任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一处处长，国际业务处以及国际业务部境外上市处负责人。
这比他2009年出任创业板监管部副主任要早很久。
对李量2009年后在证监会的状态描述最多的，来自于前财新记者陆媛的一篇文章，当时李量从创业板副主任岗上轮岗到机关党委副书记，分管工会，其中说：
「李量的对调算不算人才浪费和给所在部门造成损失?我觉得未必，创业板负责审核工作的处长、预审员都在，保证正常运作。」一位官员说。
「李量一直是机关党委的青年委员，负责青年工作，这个调动也不算完全意外。李量为人做事比较强势，创业板的一些重要工作都由他决定，不是令所有人满意。调出去也是一种保护。」一位了解创业板内部情况的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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