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
　　2、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3、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像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4、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记者：您怎么评价中国的教育现状，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么样?
　　陈丹青：我离开大学五六年了，教育现状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据我所知没什么变化，过去的那一套还在继续执行。现在大家认为北洋军阀时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国现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联大时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质、学生的素质都远远超过今天。再下一个阶段就是「文革」以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对来说也不错。
　　记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么样子?
　　陈丹青：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义，现在看来有很多虚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为那是一个新的政权，充满希望，很多恶果尚未呈现。那时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尤其是大学里最好的教授，都是从民国过来的。这些人的素质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国时养成的，然后留在共和国教小学、中学、大学。他们比现在的老师爱教育，更无私，更单纯。
　　学生不用说了，像今天这种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完全机械化的考试，那时候没有。所以我会说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点。以蒋南翔为例，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现在大家怀念他，因为在他治校期间，跟今天的清华大学比，要宽松得多。他其实是党派去的，但毕竟还是一个民国青年，他的学术人格，他的行政作风，跟今天的大学校长比，还是要好得多。
　　记者：民国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气质，有什么显著不同?
　　陈丹青：中国人现在的毛病民国时都有，而且一塌糊涂。我并不认为民国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准高，但放到教育领域来看，民国的校长、教授和学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怀念?因为他们很单纯，政治还没毁了他们，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不受政府和党派影响。蔡元培是国民党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绝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还要重用他。
　　说得夸张一点，整个民国时期教育圈的人，无论师生、官员，都是自由的、认真的，他要做什么事，真的会去做。今天有哪个校长敢完全不理会政府怎么想，就径直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哪个学生敢站起来对校长说「你是错的，你应该下台」?民国时经常发生驱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情，虽然有点过激，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但不管怎样，那时候的学生是有主见的、有行动力的，而且是有影响力的。五四就是一个例子，「一‧二九」也是一个例子，共产党就是从这些学生里走出来的。
　　民国人跟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相比，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没有断。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考，但是两千年积淀下来的读书人的集体人格还在，学问的大脉络还在，一直到建国初年都还在。我小时候见到的初中生、大学生，他们的家教，他们对学问的态度，那种好学、担当、奉献，还没有完全断掉。真正断了是「文革」以后。80年代有那么一小段迴光返照，但只持续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变成我要拿学位，或者我要入党，我要做生意，上学变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民国的课本「好善良」

　　记者：民国时代的语文，究竟美在哪里?您曾经说民国的教育好善良，这话什么意思?
　　陈丹青：我说的是民国的课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学课本，有猫、狗、春天、风筝，编课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婴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学时的成绩单，包括品德、智力、勇气、谦让、礼貌等项，没有一项是所谓爱党、爱国。这就是把你当一个小孩、当一个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乌镇的小学上文学课，一所中国乡下的小学里就已经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还有勃朗宁的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他都不知道谁是莫札特，当时小嘛，七八岁。我母亲小时候学校里有一架风琴，现在她才想起来原来老师弹的都是教会里的歌，圣母、上帝，人要爱人、原谅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还有其他民国电影里的老师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简单的。他们相信这个社会、相信人，心态是好的。
　　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真的相信这个社会。他一生出来父母就告诉他，你要当心，不可以这么简单地跟人交往。这种善良的教育已经完全灭绝了。今天的小孩刚上幼儿园就知道要和哪个阿姨搞好关系，哪个阿姨父母是塞了钱的。他的童年记忆、少年记忆，就是一长串的人际关系和一长串的利害关系，哪有善良的余地。然而，这份人际关系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么混?出了家门怎么活?
　　记者：您是说现在的孩子都是伪天真、伪善良吗?
　　陈丹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长期受的就是伪教育，都是装出来的开心、装出来的惊喜、装出来的激动，而且一装就是一辈子。从演员你就看得出来，你比较民国的电影和80年代以后的电影，一个是语言的格式化，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一个是表情的模式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看中国的联欢晚会，大部分中国电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诚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万万种组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可能性，都被纳入几个固定模式。
　　民国很多演员，演技其实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这就是为什么像《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今天看还是经典，最难得的就是那份真。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为什么《小城故事》后来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所有的剧组人员和导演，都不自觉地在一个模式当中，虽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挚，却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
　　记者：鲁迅的几个名篇在中小学课本中被剔除了，为什么?
　　陈丹青：因为鲁迅是黑色的，他是阴暗和悲观的，这是党和政府从来不希望孩子有的。他们一直要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国家非常好，你们现在最幸福。鲁迅在民国的时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编入教科书。他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不要年轻人读我的书，我心里很阴暗，不想把这种情绪传染给青年，青年正在成长，世界刚刚展开，不要给他们制造我这样阴暗的心灵。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几个黑色的、阴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书里谈到很多，包括耶穌。这些「有毒」的文学，只对某些有特别敏感、强韧的性格的孩子有帮助，但对绝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读，读了也没用。

　　乡村已经变味

　　记者：我们讨论一下乡村教育问题吧。
　　陈丹青：别谈乡村教育了，这是最伤心的事，现在哪儿还有乡村啊?
　　记者：乡村是怎么消失的?
　　陈丹青：我只承认现在有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乡村是有自己的结构的，这个结构在1949年以后被彻底摧毁了。
　　你稍微考察一下五四的精英都是从哪儿出来的，就知道中国的乡村现在还在不在了。梁漱溟那个时候搞乡村运动，从草根做起，现在哪儿还有草根?
　　记者：现在的乡村什么样?
　　陈丹青：现在的乡村就是一大堆没有尊严、没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拋弃的人，贱民，然后变成流民。实在压搾得太厉害了，就免税，稍微喘口气。当然，现在很多农村富了，但这个富背后的代价是乡村的沦亡。所有乡下人要治病、要求学、要有出息，只能离开家乡，跋山涉水到外面去。从前只是进京赶考，其他事情他的小社会都包了。
　　记者：现在的留守儿童非常惨，我们看到的都是正在合并的学校，孩子们走很远的路上学。但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农村的家长和孩子都认为，无论多远，也要进城。
　　陈丹青：他们当然应该进城。这样毫无尊严感的乡村谁要呆?我要是一家人还在农村，当然只有一个志向，就是赶紧离开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所有生活的乐趣和活著的价值在乡村都没有了，就守著那么几亩地有什么出息?我当然要到城市去，我要为后代著想。
　　记者：那城市化的结果，就是要取消乡村教育吗?
　　陈丹青：我不能说城市化进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农村，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农村，他们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但他们农村的社会组织还在，大户人家还在。虽然也在不断地没落，但整体的社会结构没有经历过我们这样的冲击。虽然经过二次大战，但摧毁的是建筑，没有摧毁社会结构，更没有摧毁人。
　　你如果去过意大利、法国的小镇和乡村，就会知道，所谓田园，所谓鸡犬相闻的生活都还在，小镇上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钟声一直在响，圣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里工作，周末回到乡村，这种流动是双向的。

　　对教育，我没有资格失望

　　记者：现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比如乡村立人图书馆、免费午餐、募师支教等。您怎么看他们的行为?
　　陈丹青：我很尊敬他们。我们那个年代，大量知青下乡是被迫的，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主动去，当然是好事。好人永远都会有，傻人也永远会有，这叫作理想主义。我知道有个德国人长期待在云南，受尽各种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里。这不奇怪，西方传教士几个世纪都在做这样的事，中国一定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一些傻子，愿意反方向地从城里往乡下走，去从事这些公益事业。我敬佩他们，但我不知道他们能走多久。
　　记者：您还是比较失望的?
　　陈丹青：不是失望，我没有资格失望，我也没有资格希望，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我很惭愧，现在总被当成一个可以来谈教育的人，但其实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非常尊敬他们，我只是担忧他们能走多远。不能要求他们牺牲自己的前程、家庭幸福。你难道真要把自己全部奉献给这个穷村子吗?那是不对的。每个人都先得把自己安顿好、把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才是，你现在把自己奉献出来，我很尊敬，但等到你40岁、50岁了，你还拿那么点儿钱，你又该怎么办?

　　现在的大学就像高级监狱

　　记者：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孩子带到国外去之后，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扎实的，甚至有华裔把子女送回国内中小学接受基础教育。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陈丹青：这个情况一定是真实的。中国这样的教育制度，一定会产生全世界所谓基础教育最扎实的一个群体。但什么叫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试能力，中国学生绝对世界第一。这是一种大规模的长期渗透的强制教育，几乎等于军事训练，它一定会见效的。
　　我在美国接触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告诉我，所有中国学生进入学校，立刻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不是对手;但等他毕业后进入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最优秀的立刻全变成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养，缺少了个性、自由、想像力、勇气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视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规范无法解释的人，美国多是这样的人。
　　记者：您成长的年代，正值「文革」，教育几乎停顿。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像您这样，靠自我教育成才，条件比您那个时候是有利还是不利?
　　陈丹青：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教育只是个形容词，我们其实都有老师。我说我是自学的，只是指我没有从学校教育这个管道出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拨所谓知识精英，在整个成长期，没有人管。我们在农村，可以找书读，可以写文章，可以辩论，是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中长大的，只是看不到出路，而且很穷苦。
　　忽然，等到成长期快要终结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还可以考大学，所以我说我们实际上是很幸运的一代人。那么丰富的江湖经验，考验了我们的承受力。
　　我最可怜现在的大学生了，一点都不自由。我到北大去讲演，发现学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任何自己贴到墙上去的东西。而国外任何一所大学，走廊里有成百上千的同学自己贴的东西，换宿舍、换教室、找项目、参加活动的，丰富极了。
　　学生是学校的主人，可你一进中国的大学，发现学生是最次要的群体，所有校园都在提醒学生谁在管你们，你们应该听谁的话，应该怎么做。这叫什么教育?这叫什么大学?
　　记者：您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著眼点在哪儿?
　　陈丹青：真正改变的动力、改变的可能性，尤其是改变的具体方案，还是来自党，来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变教育结构了，上面发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个例子，恢复高考恢复自费留学，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对民间机构试图改变中国某些领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们，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权力。
　　记者：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陈丹青：我们都给绑起来了，但如果你是个有些想法的人，你会让绑著的四肢没有那么痛。「文革」中斗人，斗完以后有些老先生会交流经验：「我跪了四个钟头，因为我发现有种跪法没那么累。」我不是讲笑话，每个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势禁之中，都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哪怕一点点空间，让自己能够相对正常地成长那么一点点。绑是肯定要绑著的，只要大环境不变。
　　记者：那家庭教育呢?
　　陈丹青：多数家长都是失败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长，但我也理解，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只是这孩子太惨了，那还叫孩子吗?所以，我认为家长是第一凶手，学校是第二凶手，他们合伙把孩子弄成跟他们一样，这些孩子长大后又成了下一茬凶手。每个中国孩子的自杀之路，从他生出在一个中国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