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历史的战国古剑
上交古剑的李磊是正面宣传对象
「上交文物」被视为正面宣传
在中国，凡是「挖到」的文物，基本都属于国家。按《文物保护法》：「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缴，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上缴国家的，由公安部门给予警告或者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因此，长期以来，上交文物都被作为一种正面行为进行宣传。这次「上交战国古剑奖励500元」虽然是个很有看点的社会新闻，但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宣传，如最初报道里提到的——「事后，李磊的好多同事都认为他笨，捡到宝贝还上交了。尽管当时有人愿出十多万元来买这把古剑，但李磊说，他经常看一些法制类节目，知道文物是国家的，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上交了。」
像这样的正面宣传可以很轻易找到，如「陕西农民主动保护上交文物蔚然成风」、「鲁甸村民上交文物受表彰」、「村民干活时挖出编钟拒绝20万元收购上缴国家」等等，并且时不时还有些「警告」性质的宣传，如在报纸上宣扬「地下埋藏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发现者上交国家是法定义务」等等。
「奖励500元」成焦点
这则「上交战国古剑」新闻很火，但从网友跟帖来看，关注点基本都在「奖励500元」，有觉得奖励太少的，有调侃上交者太傻的，还有人猜想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被迫成分。理由很简单，虽然这把剑到底值多少钱大家不清楚，但既然是3000年古剑，想必比500元人民币价值还是要高出许多的，就这样「白白」交给国家，难免有些想法。事实上，相比起看到的正面宣传，有关上交文物的负面消息说不定更多，由此产生的纠纷数不胜数，很大程度上原因都在于「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往往与上交者的想法差距过大。这样的新闻随便就能搜到——
「近期，宝鸡、商洛两地有群众发现文物后上交当地文物部门。随后，两地文物部门也对上交文物者进行了奖励，只不过一个奖励500元，一个奖励10000元。同样都是上交文物，为什么奖励差别如此之大?这也引来很多人的关注热议。」
「2001年底，满城县村民康增福取土时发现了一件青铜器皿，并上交至满城县文物管理所。可是，上交的这件青铜器文物级别到底几何，尽管从满城县文物管理所拿到了文物鉴定证书，但康家人对此仍怀有疑问，并由此导致奖励到底应该有多少的分歧。据康家人透露，他们为此找了近10年，双方关系已经弄僵了。」
「1975年，20岁的他意外挖出15件文物，上交后被许诺奖励，然而承诺至今没兑现维权近40年，一直没结果，他很窝火：『本是光荣的事，倒成了精神伤害』从20岁到58岁，霍想雨一直在讨要奖励。」
类似的新闻还有很多，大多都是奖励太少而产生的纠纷。
「文物须上交，不交则罚款」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如前所述，都是认为「上交战国古剑奖励500元」荒谬在不对等。
因此，当听说「很多国外法律承认个人可以占有文物」时，很多人便觉得有道理。有媒体还具体列举了例子——「如，法国《民法典》第716条规定，埋藏物的所有权属于在自己土地内发现之人，如埋藏物系他人土地内发现时，其半数属于发现人，半数属于土地所有人。」「德国《民法典》第984条规定，长期被隐藏以致不再能查明所有人的埋藏物被发现，且因该发现而被占有的，所有权的一半由发现者取得，另一半由该埋藏物被隐藏于其中的物的所有人取得。」
但这个说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例子里提到的是埋藏物，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埋藏物确实归于私人，这与实行土地国有制的中国有根本性的不同。但必须指出的是，埋藏物并不等于文物，所谓文物，是附著了人类社会的活动痕迹，集结了前人的智慧、艺术、审美，含有艺术价值、研究价值的东西。这些价值属于一种公共利益，如果是无主的东西，一般不会因个人的发现或先占而所有。因此各国各地区一般都规定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或者说「公家」。
当然，尽管如此，不少地方跟中国还是有所区别。例如很多地方都规定了要给予发现者或土地所有者补偿等等。具体就比较复杂了，如德国由各州自行规定出土文物所有权，有的为政府所有，也有为土地所有者所有，还有折中规定为州政府所有，但需给土地所有者一定补偿。对于有争议的出土文物所有权问题，当事人可以随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决。而日本相关文物法律的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化财产，国家给予发现人相当于该文物埋藏物价值的报酬，如埋藏物是在他物中发现的，该报酬由发现人和他物所有权人均分。
跟中国大陆这种比较苛刻的文物上交制度相类似的，其实也有不少，典型的就是台湾地区。台湾「民法」第808条规定「发现埋藏物而占有者，取得其所有权」，但第809条规定得很清楚「发现之埋藏物足供学术、艺术、考古、或历史之资料者，其所有权之归属，依特别法之规定」。这个特别法就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其第74条规定「发现具古物价值之无主物，应即通知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采取维护措施。」这其实与中国大陆规定的「上交」是一样的，如果不通报，按第98条罚则，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
采用类似制度的，还有墨西哥等地区。
执行效果有问题以公益的名义将无主文物强制充公，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未必有什么问题。但从经济学或者说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做法则可能有很大问题，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台湾当地的「县议员」就曾指出，「根据规定，民众一旦发现历史遗迹或有价值的古文物时，必须立即通报县市政府，若未通报即算侵占国家财产，这样的规定恐怕反而会让人不愿意通报，因为发现的东西有价值，乾脆私下自己拿去卖掉。」
「以发现潘氏澎湖鱷的民众来说，发现至今两年过去，县府没给任何奖励，让人觉得很不值，早知道发现的是这么有价值的古物，快点拿去卖掉，也不必现在生活还苦哈哈的。」
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其实也规定了奖励制度，但执行起来与大陆「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这一条款类似，并没有明确的细则。上面提到的古生物界重大发现「潘氏澎湖鱷」，最后不过就得到了2万元新台币的奖励，还拖延了很多年才发。
这种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渔民出海捕鱼，常常从渔网中捞出瓷花瓶等古文物，发现者从来不通报，因为通报后东西就不属于他，所以一捞到古文物，赶快私下论斤秤两的卖掉，至少还有点收入。」
这点大陆也基本一样，前面提到的「近40年来一直在上访索要奖励款」河南霍想雨，因为当年捐献文物，参加过县文化馆的文物知识培训，每年都是十几次的文物贩子登门，「找他买文物」或者找他要情报。
理由再简单不过，既然奖励这么少还不确定有没有，罚得再狠，那也不如私下偷偷交易。爱国守法之心，往往就是敌不过现实利益的引诱。
首先是应该加强奖励
目前文物上交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奖励不到位，细则各地不一样，基本都不多，这就大大打击了民众上交文物的积极性。像《文物保护法》提到的是「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这说明物质奖励可能还没有，只发个奖状，完全不发奖金都是说得通的。因此在这点上还不如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明确规定的，对通报者「主管机关予以奖励或补助」。要想扭转人们不愿意上交文物的心理，应该在高层级的法律里明确规定该怎么奖励。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把奖励额度与文物市场价格掛鉤都是可以考虑的。
另外，现行文物上交政策和执行，很大程度上体现著公权力只管插手利益，而不考虑其责任义务的一面。如同论者指出，「政府不是以一种抽像概念存在的，实际上它们依靠各个部门中从事不同管理职务的个人组成、并实现政府的日常公务运转。政府依靠行使公权力来维护社会秩序，同时，政府中的人也会借公权力来谋求个人权益，在此过程中，人们带着政府公共性的面具行事，在为国家、人民谋利益的口号中吞噬着本属于社会的共同财富。」
因此，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强制文物充公」根本无法给人一种为了公益的形象，甚至连国家利益都谈不上，往往是一个乡政府、镇政府的利益，这就让民众感到有很多问题了。比如有些地方，祖坟的陪葬物也被作为文物充公，这显然就太过分了。
| 相关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