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一直处于被打倒的状态。特别是到了「文革」，处境更为险恶。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从丈夫自庐山「跌下马来」，冷遇、白眼、刁难、咒骂和日益沉重的政治压力始终缠绕著她。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压力升级，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给她做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即是选择离婚。在痛苦和迷茫之中苦苦挣扎的浦安修，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离婚报告交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浦安修没有勇气去找彭德怀谈离婚的事，只好找到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向彭梅魁交了底。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送给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刘仁转报给杨尚昆，杨尚昆又请示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彭德怀久久地坐在沙发上，双眼紧闭，半天沉默不言。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是迫不得已，是政治需要，她也只好走这条路。」
　　1962年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着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杨献珍本来是坚决反对他们离婚的，但时至今日，也无言以对。就在正式分手的这一时刻，彭德怀特意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亲手把皮削得乾乾净净，亲手切成均匀的两大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的跟前。中国人对夫妻分梨吃是忌讳的。因为梨的谐音为离，分梨者，分离也。
　　彭德怀解释说：「我同意离婚，但内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一丁点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个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浦安修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起一片梨，把它吃了下去。
　　彭德怀抓起剩下的那半个梨，使劲地丢在了地上。浦安修低下头，哽咽著说：「老彭，我对不起你，请你以后保重。」彭德怀望了望浦安修，迅即走开了。
　　浦安修在彭德怀最困难的时候提出了离婚申请，并离开了他，这也给她造成了终身的悔恨。后来彭德怀平反后，中央领导同志虽然谅解了她的这一错误，承认她与彭德怀仍是夫妻关系，并将她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她觉得不能原谅自己。为告慰彭德怀在天之灵，也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她将晚年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整理彭德怀生前的著述，积极协助组织为受彭德怀冤案牵连的人做平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