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1979年的事，那时候我在南京，是鼓楼区马台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那座小学在当时被戏称“校友进大牢的比进大学的还多，唯一的强项是乒乓球。偏偏我的强项是学习，而不是乒乓球。这年6月，被不知什么人推荐，我去参加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入学考试。暑假后，我就成了南外小四英法班的一名法语生。
　　班上、年级里的同学大多有高官、高知背景，少数家境普通的，又多半来自重点小学，“大灶”、“小灶”的滋补，可不是我这种“草根尖子”所能与之比肩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全年级81人，考了个如假包换的第81名，那份狼狈可想而知。
　　其实考试成绩和排名并非最可怕的差距：这些同学随口提到的、读过的书，我居然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如数家珍、从进口画报和闭路电视看来的外国球星、影星的名字，我也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他们大多数人多才多艺，有的会乐器，有的会各种稀奇的体育项目，有的带着我见都没见过的“宝物”，比如魔方，甚至手掌游戏机。
　　不过在他们中也有一个例外，那是个父母都在南京某大学当教授的男生，绰号“二胖”。二胖在进校前居然就已经会说法语，看过很多各方面的书。他喜欢古典文学，愿意和我聊三国，聊水滸传，谈得兴高采烈。
　　可这段友情仅仅坚持了几个月。不知从哪一天起，我突然发现，二胖开始躲着我了。这个谜团很快在一次家长会后揭晓了：我们的班主任发现她心目中的“好苗子”二胖，居然和“不可救药的烂仔”混在一起，觉得痛心疾首，劝阻不果后竟直接找到对方家长，最终逼着我唯一的好朋友和我分道扬鑣。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学校里陷入了可怕的孤独。当你仅有的朋友被逼着离你而去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恐怕非感同身受，是无法体会的。
　　或许正因为这些陈年旧事，几十年来我恪守着一条底线：只要真的是朋友，只要朋友还当自己是朋友，对方做的事认同，自己会大声说出，不认同则默不作声，没人时可以私下讨论、规劝，但纵或话不投机，也不会摆上公开场合。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任何逼迫在朋友中表态、站队的人说“不”——你可以直接问我对某事的观点，我会坦白的告诉你，但我绝不会因任何别人的压力、言论，拋弃还把我当作朋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