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有绝对受损的社会阶层。如果出现，就必须给予补偿。
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相比，中国的“渐进改革”虽然时间长且不彻底，但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经济总量按每年增长10%，7年翻一番，35年即增长16倍，这就给包容性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即没有人受到绝对损失，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只不过有多有少而已。
令人不安的是，在经济总量极大扩张的同时，基尼系数却一直在上升。在几次重大改革时突破了底线，即某些社会阶层绝对受损。
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6000万工人下岗。破产和下岗都是难免的，问题在于补偿不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和工人有隐形契约，国家包福利和就业，工人把必要劳动的80%交给国家财政，再投资建立新的国有企业。因此，在国有企业里，工人按照工龄是拥有产权的。如果改革要打破铁饭碗，就应对工人给予足够的补偿，而不是几万元打发了事。
第二次是拆迁。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却是法人或者个人的，谁买就归谁。不动产，其法律含义是：房屋所有权及其下面地皮的使用权。不能说我花高价买了房子，只是买了四壁加房顶，却不包括下面的地皮。这种法律的漏洞使地方政府加房地产商组成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拆迁系统地剥夺城乡居民。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末，大中型国有企业改制，要把国有资产“量化”到经营者手里，允许他们以企业资产做抵押去银行贷款，以低价把这个企业的股权买下来，这实际等于白拿。某些“改革派经济学家”趁机鼓吹，要公开按照权力大小，把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称之为成本最低的改革办法，完全不顾国有资产的性质与社会公平。这样的所谓”改革纲领”由于其过度猖狂和赤裸裸，被全体人民以网络批判的形式所否定。但国有资产仍旧以各种隐蔽的形式落入权力阶层手里。
权力资本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用改革与发展的机会，对特定社会阶层进行系统化剥夺，会造成绝对受损者。国家必须保护弱势群体，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否则，如果大多数人绝对受损，改革合法性丧失殆尽，将会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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