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戴厚英最著名的作品《人啊，人!》

　　1996年7月25日，上海。
　　晚上7时15分许，戴厚泉夫妇逛完大街后高兴地满载而归，然而门久敲不开，他们便来到前楼的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家取钥匙。戴厚泉夫妇从吴家取来钥匙，打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只见姐姐戴厚英倒在血泊中。夫妻俩顿时慌了手脚，戴厚泉惊慌失措地跑到吴教授家告急：「吴老师，不好了，我二姐被杀害了!」
　　吴教授听罢大吃一惊，立即让妻子拨打110报警，自己则匆匆赶至戴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搭戴厚英的脉搏，看是否还有救，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心脏已经永远停止了跳动。

　　女作家被害震惊全国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立刻见诸全国各家报纸，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连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新闻机构也争相报道了这起凶案。
　　戴厚英出生于江淮大地一个叫颖上县南照镇的戴氏家庭，她排行老二。因家境贫寒生存都成了问题，读书更成了奢望，然而，戴厚英有幸读了几年私塾，便考上了临泉一中，她刻苦好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56年，这个戴氏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幸运地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她幸运地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戴厚英与中学时代的同学结了婚，丈夫在芜湖工作，生有一女。戴厚英视爱情神圣如生命，当她偶然发现分居的丈夫对爱情不贞时，断然决定离开他，倔强地带著4岁的女儿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
　　婚姻的失败，使她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倔强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阴影。她连续发表的几篇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文艺评论，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成为当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艺评论家」之一。
　　「文革」伊始，血气方刚的戴厚英参加了偏激狂热的「造反派」，成了大批判中闻名的「小钢炮」，甚至当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小头头。上海作协诗人闻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杀，戴厚英受上峰委派，前往关押闻捷的管教所，向他通知了其妻子「自绝于人民」的死讯，闻捷听罢，悲愴至极。闻捷失去亲人后的坚强表现给戴厚英带来了灵魂深处的震动，她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69年，刚解放的闻捷和戴厚英都下放至郊区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人心叵测、充满陷阱的环境中，已47岁的闻捷还是像孩子那么天真单纯，依然保持诗人的坦诚和率真，对谁都信任，与他朝夕相处的戴厚英被他的才情和童真所吸引，竟冒天下之大不韙，与诗人坠入情网。此时，戴厚英才32岁，比闻捷小15岁。
　　当时主管文艺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得知此事后，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明确表态这是资产阶级拉拢腐蚀革命小将，必须彻底批判，并要求戴厚英站稳阶级立场，积极革命的戴厚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反叛和执迷不悟。单纯而又执著的闻捷面对一次次掛牌批判的困境，悲愤郁闷，他为自己的爱情受挫悲痛万分，他在悲愤中毅然选择了自尽，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骨气。
　　狂热中的戴厚英从这件事中受到了震撼，她突然感觉到了良心的颤动，听到了灵魂的呻吟。猛然间，她感到了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支柱终于顷刻倒塌。绝望之余，她想一死了之，追随心上人而去，她的好友高云陪了她7天7夜，才使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她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感到茫然，常常一人坐在屋里发呆、痛哭、失望。她又一次扎进书海里泅渡，以此来抚慰那颗泣血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她开始怀疑起「文革」，怀疑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她终于发觉自己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而非「驯服的工具」。

　　《人啊，人!》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冷静反思的戴厚英，没有凭朴素的热情人云亦云地声讨这场灾难的恶果，而是思考如何会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她想到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常常盘桓于脑际，挥之不散。
　　戴厚英如梦初醒，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她拿起了笔，开始写小说，来发泻积压于心中的苦闷和爱憎。她袒露无余地将自己与闻捷之恋的大喜大悲的情感历程一气呵成地倾泻出来。她说自己对闻捷的爱至今无悔，她认为再痛苦的爱情也比没有真正的爱情令人感到幸福。然而，这部取名为《诗人之死》的长篇处女作在出版社付梓时，却受到了干扰而「难产」。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得知后，支持戴厚英，决定为她出版，1980年《诗人之死》终于呱呱坠地。
　　此刻，戴厚英以更加冷静的思考和全新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人啊，人!》，1979年「老二」在花城出版社先于「老大」而「顺产」，此书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1979年，戴厚英调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她又调至复旦分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文艺理论。戴厚英戴副银丝边眼镜，梳一头短发，表面上看文弱瘦削，然而她的个性却刚强执著，豪爽坦诚，从不向厄运低头。在辛苦的教学之余，每天坚持「爬格子」，已出版12本书，其中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等7部长篇，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两本散文集及一部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她在热衷于教学、写作事业的同时，还要抚养教育女儿戴醒。她以柔弱的肩膀和顽强的毅力支撑著这三副重担。
　　好在女儿戴醒颇为争气，在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和循循善诱的教育下，她在复旦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又赴美读完了博士后，并在美结婚定居。在女儿的劝说下，戴厚英去了美国享受生活。虽然美国的物质生活是一流的，但异国的文化和习俗，毕竟使受过中国文化深深熏陶的文人难以适应。住了一段时期，终因留恋生她养她的故土、思念风烛残年的老母和一帮文学知己，她平静地返回了上海。
　　蛰居上海滩，孤身一人埋头写作，她常常会感到莫名的孤独和些微的感伤惆怅，面对孤独和清贫，许多文人或出国、或下海，或炒股，热衷于繁花似锦的富贵，而她却潜心研读起老庄哲学，信奉佛教，悟道怡情，手里带一串念珠，很是虔诚，独守著一份悟透人生后的宁静和淡泊。她的心似乎已进入一尘不染的禅境了。

　　三种侦破思路

　　8月25日晚7时35分，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刑侦支队的技侦人员接报后，迅即赶至现场，勘查现场后，在客厅的橱门上和被害人戴惠的眼镜镜片上分别取到了清晰的指纹;在柜子的抽屉内觅到了一双带血的白纱袜及41码的「力度」牌鞋印，在客厅内的小桌子上有只带灰尘的杯子，里面有半杯白开水;房门没有撬、蹬的痕迹。
　　戴厚泉向侦查员哭诉：「下午3时半，曾打电话告知女儿，晚上不回家吃饭了。桌子上的杯子是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
　　邻居向警方提供：「当天下午3时50分，曾见戴厚英从超市出来。」
　　综合觅到的痕迹和各种信息后，民警们分析推理出初步的结论：一是作案人是「软」进门，他与被害人相识，可以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二是作案人到处翻动，窃走存折、首饰、手鐲、手錶、随身听，连邮票、小掛件等小东西也不放过，证明作案人目的是窃财，且属低层次的犯罪嫌疑人。
　　基于以上线索，警方内部出现了三种侦破思路：一种观点认为重点在戴厚英亲属身上寻找，她刚从老家捐款回家，嫌疑人知道她很有钱;第二种观点认为重点是戴厚英的上海熟人，尤其是她的学生;第三种观点认为重点应是戴厚英的侄女戴惠的同学，尤其是男同学。
　　因戴厚英是特殊人物，为慎重起见，公安局投入了大量警力，兵分四路，以期广种「博」收。
　　8月26日上午，「803」大案队刘道铭队长和虹口刑侦支队的杨璐副支队长率10多名技侦人员直奔戴厚英老家安徽省颖上县南照镇，10多名侦查员分头扎进23个行政村、4个居委会，向戴厚英、戴惠的亲友、同学数百人摸底，凡是外出打工者一一登记在册，共登记了980多人，其中去上海打工的330人，经过16天艰苦卓绝的筛选，结果全部被排除。
　　一路人马到戴惠所在的卢湾区职校调查，了解到戴惠正派检点，学习成绩优异，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戴厚英对侄女管教甚严，戴惠有点惧怕姑姑，平时从不敢带同学来家中，也排除了其同学作案的可能。
　　另一路人马在戴厚英的人海关系中捞针。戴厚英的信件有一麻袋，来往的人员多是报刊主编、诗人作家和所教的学生及慕名而来的人。主编作家大多年龄较大，又系文弱书生，实无作案可能;所教学生成百上千，尤其是1993年那一批，经过对380人逐一摸排，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第四路人马在戴厚英居住的虹口区凉城新村蹲点摸排。侦探们对新村586户居民像梳篦子般逐一走访。一邻居反映，当日下午3时45分许，曾两次听到屋内有男女吵架声和女子的惨叫声。另一位12岁的小女孩在花园里溜旱冰时，曾看见一位圆脸、谢顶、络腮鬍子、身著红衬衣的中年男子进入17号门，大约是当天下午4时许。

　　茫茫人海，何处觅踪?

　　侦破陷入了僵局，案件犹如山间的云雾，縹緲繚绕，朦朧不清。
　　16天过去了，案件没有进展，上级天天晚上听匯报，全社会瞩目，侦查员们压力巨大，一筹莫展。
　　28日从美国匆匆赶回的戴厚英女儿戴醒，在其母亲的遗物中，发现了三本日记，她逐字逐句细读，把怀疑的来往人中摘出54个名字写在纸上，于9月13日交给了警方。侦查员提出要细看日记本，然戴醒认为日记本记载著母亲的个人隐私，不愿对外公开，警方作了耐心的说服工作，晓以利害，保证只许专人看，决不外传，她终于顾全大局地交出了三本日记本。
　　陈申东副支队长与老民警徐一中字斟句酌地阅读，于第三天在日记本里发现这样的句子：1996年4月25日，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李文杰的孙子陶锋，带来其爷爷的一封信，要我多多关心。陶锋本人是厨师，要求帮助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
　　老侦查员徐一中读著日记蓦地想起在查阅戴厚英的来信中曾见到过有张便条，立刻翻出信件：我的孙子小锋在五角场工作，望多关照。署名李文杰。便条上还附有：陶锋，住宝山区呼玛一村。
　　侦查员迅捷跟踪追击赶往该处寻找线索。最后了解到陶锋系安徽临泉人，1974年1月27日生，春节至8月中旬一直在上海南京路、山西路口的「政通餐厅」打工，现已回老家。据一位老乡反映，见他身上曾掛过一个「爱华」随身听，25日晚7点半来过，当晚11点坐去阜阳的火车走了。
　　政通饭店老板反映，陶锋圆脸、秃顶、络腮鬍子、穿红衬衣，这些特征与戴厚英住处的小女孩的描述完全吻合。
　　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嫌疑人在安徽落网

　　9月24日上午7时30分，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陈申东副支队长、虹口分局刑侦支队杨璐副支队长和两位侦查员开著尼桑警车，如离弦之箭，直射安徽。
　　陶锋的爷爷李文杰住在界首，为防止走漏风声，打草惊蛇，侦查员决定让安徽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警探张晓东冒充陶锋的同学找他。李文杰见孙子的同学前来，热情有加，告知陶锋不在家，现正在昌盛宾馆打工。
　　警方为防止对像逃跑、行凶、自杀，决定冒充食客来到宾馆用餐。侦查员们点完海货后，以海货是否新鲜为由，4人来到昌盛宾馆厨房寻找陶锋。只见一圆脸秃顶、身著白衣的青年正在烧菜，特征与对像吻合。两名侦探交换了一下眼色后，如饿虎扑食猛地一下扑上去，紧紧抱住猎物。
　　秃顶青年第一句就问：「你们是什么地方的?」
　　「我们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对方一听一切都明白了，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瘫软。
　　侦查员让其打指纹，陶锋有气无力地说：「不用打了，戴老师是我杀的。」
　　侦查员当即在陶锋的裤兜里搜出了戴厚英的2000元钱和500美元存折，并在其宾馆的住处搜到戴惠的「爱华」随身听，又在其爷爷李文杰住处的黑包内，搜出了大批的金银细软和所盗的零碎物品及一双「力度」牌黑皮鞋。铁证如山，至此，震惊全国的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害案，经过21个日日夜夜的艰苦侦查，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戴厚英最后的警言：「你会后悔的」

　　陶锋谢顶圆脸，络腮鬍子，粗壮皮黑，中等身材，手大脚大。在大量的证据和科学的鉴定面前，他深知无法抵赖，便一股脑儿地交代了作案的动机和全过程。
　　1996年春节期间，陶锋听说上海到处都是宾馆，到处可以淘金，他自恃会厨师的手艺，便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扒分」，然而，盲目地来到大上海后，自己瞎闯了半天都感到收入不理想。回家探亲后，爷爷告知陶锋自己有个学生在上海很有作为，随手写了张便条让陶锋去找她。陶锋的爷爷系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1947年曾因参加学潮被国民党报纸通缉，他让陶锋请戴老师帮助查找一下这份报纸。
　　1996年4月25日，陶锋揣著爷爷的纸条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很有作为的戴厚英，没想到她的家如此简陋。戴厚英见到老师的孙子找上门后，听到要帮助其找工作感到很为难，她一介书生，平时很少与人打交道，又不熟悉宾馆、饭店的老总，但她没有扫对方的兴，还是口头答应去问问，但又婉言自己是个不出门的读书人，恐怕难以如愿。
　　陶锋离开戴厚英家后，大失所望。他好不容易地找了份工作，干得好好的，没想到餐厅的老板为了招上海厨师，随便打个招呼就无故解雇了他。陶锋愤愤地离开餐厅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饭店，便开始仇视上海人。他看到上海人这么富裕，心态极为不平衡，最后想筹一笔钱偷渡到台湾去打工。他向老乡借1万多元却被婉拒。走投无路之际，他蓦地又想到了戴厚英曾答应给他找工作的承诺。
　　8月25日下午3时20分，陶锋敲开戴厚英家的门，见戴惠一人在家，戴惠见是认识的老家人，就泡了一杯水，与之聊了起来。其间戴惠的妈妈来过电话，告知去外婆家吃饭，不回家吃饭了。戴惠返回客厅，调电视机之际，陶锋见其穿很短的裙子，遂起歹念，上去从背后掐其脖子，致其昏迷后将她抬至北面小间内，又返回客厅翻箱倒柜。
　　4时许，戴厚英从超市买东西回来，见房间零乱，发现陶锋在屋内，戴厚英惊讶地问：「你干啥?」陶锋一时慌了手脚，惊慌中突然随手抓起一只香水瓶砸向戴厚英，戴厚英奋起反抗，但毕竟年老体弱，不是对手，陶锋猛掐戴厚英的脖子，使其昏迷后，他又到厨房抓起菜刀狠命砍戴厚英的脖子。戴厚英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告诫他：「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然而，失去了理智的陶锋根本听不进去，又是一阵猛砍，一个著名女作家的宝贵生命在这个野蛮无知的厨师手下永远地结束了。
　　在北间床上昏迷的戴惠被客厅里的响声惊醒，她果断地从门后抓起一把拖把，见陶锋举著血淋淋的菜刀砍来，文弱的女孩毫不示弱，用拖把柄拚命反抗，但19岁的少女毕竟不是强壮厨师的对手，也惨死在凶手的刀刃下。陶锋失去理智地一口气杀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后，脱下带血的衣服和袜子，清洗了身上的血迹，更换衣服后，捲起劫掠的钱物，慌忙逃逸。
　　1997年10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杀人罪和抢劫罪一审判处陶锋死刑。
　　几天后，一声清脆的枪声结束了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