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郁达夫的《沉沦》，你不会忘记作品中那个留日学生苦恼的样子：他想为国家做些事，却不知从何做起;他希望拥有浪漫的爱情，却没有异性亲睞;他渴望经济自立，却总是贫困潦倒，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处处找不到生活的位置……郁达夫将这个人称之为“零余者”。我不知道沈从文先生看没看过这篇小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沈从文充当的就是这样的“零余者”。
　　沈从文是大作家，新政权成立之后，也曾经想过创作转型，然而，新政权需要的东西与沈从文熟悉的东西形成了深深的矛盾，无论沈从文主观上怎样努力，他都再也写不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种激情充沛、诗意盎然、人物灵动的作品了。他只好听从上级安排，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应该说，沈从文的研究是非常有成绩的，1974年，72岁的沈从文给时任馆长杨振亚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自己完成的工作，沈从文用的词是“拿下来了”，他“拿下来”的东西有：中国服装史、中国绸缎史、中国家具发展史、中国漆工艺发展史、中国唐以前山水画史、中国陶瓷艺术史……林林总总，有十种之多。
　　搞研究需要办公的地方，这是常识，沈从文提出来想要一间办公室之后，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就是不松口，其实当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很多。沈从文后来自己回忆说：“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
　　沈从文的学生陈娟娟讲过一个细节：长沙马王堆发现文物，要组织分析团，她提出请沈从文参加。当时湖南有人不同意，说这个文物局长一提沈从文就来气。她仔细一问，原来文物局长说过：“沈从文，乱七八糟，不知道干什么。”文物局长对沈从文是这个态度，历史博物馆的大小官员对他自然更不客气了。
　　现在的人提起“反右”、“文革”发生的灾难，最爱说当时的大环境如何如何，似乎一切过错都是大环境造成的。不错，大环境确实对人的命运有巨大影响，然而，我们也必须知道：大环境是由各种小环境构成的，如果所有的小环境都营造得不错，再不好的大环境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重造”。很可惜的是，当年沈从文没有得到一个良好的小环境，只能无奈地做“零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