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与发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强调倾听，便是怂恿「发言」——某些地区称为「发声」。两者是个互动的关系。此地华人老作家也曾藉著中东什么花革命，号召民众不为温饱上街游行。这些意思整理起来便得此顺序：既有每一句都该「倾听」的表态，便会有无边际的「发声」响应。而任何一位发言的人，认为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关注与回应时，他便可以从那怂恿中得到启示，认为自己的下一步，便是上街示威游行。
　　本来一个国家领导对每一个公民都做到倾听，确是一幅极为理想的画图。充满了某些人们极力渲染的终极价值观的气息。——然而只要不假扮天真，便都知道，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大不相同，环境条件大不相同，人民所要作出的发言，领导者所要作出的倾听，便有著截然不同的内容。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用同一个不切实际的标尺作出煽动，这等号召里，非但没有理想的内容，反而包藏著祸心。
　　想当年全民学习马克思理论，学到些皮毛里，一个定理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会在发达的工业国发生并成功。今天回头去看那个预言，可以说是偏差得一塌糊涂。追起原因，大约是老马当年，绝对未曾料及世界发展至近代的压迫与剥削的新形式。先强之国从世界大市场赚得的利润，进了国内大资本腰包的同时，还做成惠及全民的福利。老马所下结论的偏差，该是低估了西方国家领袖的政治智慧和胸怀的一个必然结果罢。
　　福利是由土地虚化而为货币来实现的。就此而言，它依然是西方几百年前解放贫农要饭解放底层大众，进而挣得个先强先富的家业来保证实施的。有没有这个基础，或者直接说当年有没有这个解放事业，决定了各个国家的人们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些什么样的问题，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发言，著重点会落在哪一个层次，决定了「发言」的内容是繁复或是简单，是易于解决或是难以甚至无法解决等等等等的「不同」。
　　英国伦敦发生骚乱之后，有人提出，以取消参加骚乱者的福利来制止骚乱。也就是说，夺去那个「温饱」，以作惩戒。这个制乱手段，便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第一个绝对的不同。相对于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遍地贫农要饭，本就没有温饱的保障，便没有所谓夺去不夺去的问题。只有在「不愁温饱」的情况下，它才作得成一个惩戒的手段。所以用剥夺福利的办法来作治理，是那几百年前解放了贫农要饭的国家才能有的「专利」。
　　在第一世界，由于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兜著，有个温饱的最底线。于是更多的人，不仅是不愁温饱，并还处于国际级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于是他们便有精力去考虑去表达许许多多更为高级的精神层次的问题。比如同性婚姻，考虑聚众换妻合法化等等的事情。于是便显得，他们得以享受的「民主」，幅度更「广」层次更「高」。而在第三世界那遭受人身奴役的人们，最为盼望的，是争取人身自由。广大的贫农要饭，最为盼望的，是作土地的主人。
　　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人民所要发声表达的，他们的领导者所要担忧解决的，全然不是同一个档次上的事情。如果游行示威导致出骚乱，第三世界的国家，纵使得个自由民主国的帽子戴著，却无有哪一国哪一家，拿得出以取消福利来治乱的「高级」手段。而他们面临著的，却是贫农要饭无有土地，遭受奴役的人们无有人身自由等等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