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湘晨报》10月11日刊发一则报道：“百亿村官”掌权33年后外逃，留拆迁烂摊子。这是一篇颇能反映当下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的很好的纵深报道。广州市天河区冼村以往有一个权力很大的村支部书记，以牺牲村集体利益为代价，巴结上了一位副市长。结局自然是这位书记毁掉了村庄的和谐，引起了农民不满，搞得自己逃之夭夭。这位书记确实能耐不小，有一阵子居然能把80多位村民整到拘留所里，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读了这个报道，人们不免会想，如果基层民主有很好的发展，事情就不会糟糕到这个程度。可是，再深入想想，广东省早在1998年就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怎么就有这样的制度落实死角?其实，说这是一个死角，也不确切;类似的情况在全国绝非一件两件，差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不能以此得出“基层民主百无一用”的结论。
　　公权过度延伸到竞争性领域，以致由官员掌握基本生产资料，一定会伤害经济的正常运行，并破坏社会和谐。如果公权运行没有任何民主要素，官员又掌握一个共同体的主要财产，官员的贪腐多数情况下没有极限，这个自不待言。在实行民主制度情况下，如果财产权分立不到位，民主制度本身岌岌可危，且会破坏经济的有效运行。
　　在前述案例中，村书记的任职不受村民选票约束，固然难于被监督;但即使他由选举产生，在他的任期内，村民监督的成本也很高。现实中有很多村庄，主要由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干部掌握权力，但因为权力过大，掌握了土地的支配权，也会发生腐败问题。
　　需要注意，在上述报道中，那个冼村的邻村就没有发生麻烦问题，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是那个村的财产分立程度很高，一个村有十几个村民小组，每一个小组成员相对不多，由他们自己支配土地。因为每个小组的人数少，对权力监督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干部腐败的空间就很小了。而村庄的支部书记，乾脆没有支配各小组土地的权力，腐败的可能性就更小。如果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做强做实，或者允许股份社的农户股权可以适当交易，对于腐败的约束力会更大。
　　近年中央提出的一些农村改革意见，有利于解决类似冼村出现的问题。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实际上使农民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支配权。这些改革都将为农村化解冲突、增进和谐创造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