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许鞍华在香港做了场关于《黄金时代》的演讲。电影上映一周，票房滑铁卢的事实摆在眼前，她开场白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电影重要，生活更重要，票房不好，我觉得ok啦。”眉毛一挑，非常认真，非常举重若轻，非常许鞍华。
　　从上一部叫好叫座感动中国的《桃姐》，到这部片长三小时备受争议的《黄金时代》;或者将时间线再往前拉长一些回溯，从1982年包揽金像奖最佳电影、导演、编剧的《投奔怒海》，到1984年被舆论詬病为照搬张爱玲小说文本的《倾城之恋》，许鞍华的作品风格，总是在高高低低间游移不定，导演本人显然更是早已洞悉这一点，所以她20年前就在《我爱梦工厂》中自白：“我总觉得我拍戏的心态有些似一个赌徒，而且是一味不肯离开那种，输输输，输完之后，我赢了一把，又要赢回本才走，又总觉得不够，要再赢多一些……”
　　最难能可贵的是，许鞍华始终在尝试，哪怕她已经成为了许鞍华，她仍旧尝试的战战兢兢。她说，拍萧红的初衷，是想要呈现一个属于“真实的创作者”的故事，可是就她自己而言，在四十年前，二十年前，以及今时今日，不断地再读萧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在大众的认知中，人们常常将萧红视为无助的“落难才女”，命运坎坷，英年早逝，但是许鞍华则尝试通过电影的诠释，为萧红的爱情故事，为她的种种人生选择，树立出一份独特的尊严。
　　接受编剧李檣的建议，通过大量的演员对镜独白，打乱电影时间线中“当下”与“过去”的关系，运用“说故事”的方式，以每一个叙述者当下的视角，拼凑出萧红一生中完整的过去，这样充满先锋性，甚至脱离了电影感的实验，自然也是一种尝试。
　　而片名定为《黄金时代》而非《萧红》，也是因为她并不将这部电影视为作家的个人传记，她所尝试描画的，是革命的大时代里，文人们的群体肖像——那在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带著反讽意味的“黄金时代”四个字，如今看来，倒吊诡地具备了写实色彩，那个思潮横溢、流派争鸣的年代，那个有鲁迅、胡风、聂紺弩、丁玲的年代，那个文学家能够改变历史的年代，岂不就是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吗?
　　萧红说过，“我想飞，但我同时感受到我会掉下来的。”但她没有拒绝飞，许鞍华也没有，尽管她们都带著些决绝的色彩。或许，唯有在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里，才能拥有尝试的自由，以及灵魂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