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后，和那些可爱的台湾朋友的聚会少了很多。北京有许多驻外记者，台湾媒体驻京记者则是最容易接近的，起码对闽南语比英语好许多的我来说是这样。几个月前，在台北永康街附近，我再一次见到了亲爱的赖锦宏大哥。
　　赖锦宏已经当了超过二十五年政治记者，过几个月他将从台湾大报联合报煺休，準备环游世界。赖锦宏大哥看起来一点都不像50岁的人，但50岁就可以煺休本身就是一件让人无比羡慕的事情。他驻大陆的时间比大多数今天活跃在各大市场化媒体的大陆纸媒的高管的从业时间要长，上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登陆，去年李克强记者会上，他代表台湾记者提问。
　　除了赖锦宏外，中国时报的王铭义也是90年代开始驻京。新一代的台湾媒体人很难找到像王铭义、赖锦宏那样的记者，估计只有苦大仇深的社会才盛产优秀的记者，或者去一个苦大仇深的社会驻点。
　　当记者不易，一辈子当记者更难。两位前辈刚跑新闻时，蒋经国还可以像家长一样关怀2300万台湾人;他入行时的实习生已是其他媒体的总编，可他还在当记者。我好奇地问他们：“觉得委屈不?”他摇了摇头：“我起码很自由嘛。”
　　当然在大陆，那些优秀的报业集团裡，也有许多“政治记者”。许多持有记者证的报社领导还拥有政治级别，许多大陆报业集团内，局处科级干部动辄上百个，作风和体制内其他部门无异。那些曾经批评这些弊病的记者编辑成为领导后，立马变得和他们曾经批评的对象一模一样。
　　而真正的政治记者也只可能产生于体制内，比如卢跃刚和刘宾雁等，儘管他们对体制再有诸多不满，党报才是他真正的归宿——高待遇和低产出，在任何大陆市场化媒体都很难生存超过叁月，市场化媒体的时政记者受到的尊重和拥有的待遇远比财经记者，甚至比娱乐记者都差。
　　纯粹的政治记者在华人社会本身就很少。那个在1949年为了接自己漂亮的老婆，毅然从香港飞回昆明，此后被新政权关入大牢的陆铿或许是个特例。从1950年一直到1975年，除了短暂出狱叁年外，这位民国着名记者在牢房中共计渡过了22年光阴。无论是其出狱前后採访或者交往的蒋介石、麦克阿瑟、马歇尔、德国空军元帅戈林，亦或是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贪污外匯美金，并在蒋介石面前痛阵利弊，还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时，都极为帅气，也获得“永远的记者”的美誉。1948年，民国副总统宣战中，他是于佑任的发言人，在讲台上与竞选对手李宗仁的发言人程思远PK，唇枪舌剑，风头劲健。